夜晚 永远不要停止

这个消息是贾卡打电话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在看报纸,圣诞树一闪一闪的。人很奇怪总会把某些时刻的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拿着电话突然像窒息了一样。"我一会儿再打给你。"然后我走到楼上的小书斋,打开所有的灯,闭上眼睛,脑海中回放着无数个画面,包括很久之前在都市大酒店的那次午餐。

我记得上大二的时候,我们学校和华盛顿州立大学在普尔曼(Pullman)有场对抗赛。鲍尔曼让大巴车司机绕道化石镇,以便可以向我们炫耀。当我听到他躺在床上长眠不醒时,立刻就会想起大二时的事情。

成交?

我想起那些没有走这么远的人。鲍尔曼于1999年圣诞前夜在化石镇过世。他已经回到了故乡,这也和我们一直想的一样。他仍然拥有校园山上原来的房子,但是他决定放弃那里,和鲍尔曼夫人一起住到化石镇的养老院。他需要回到开始的地方,他曾经告诉过别人这一点吗?或者他一直把这个想法埋藏在了心里?

成交。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模子或形式的统一,这就是我所见过的每个人都在追求的。

过了整整一个小时,我才下楼。那个晚上我没有用面巾纸,而是把一条毛巾搭在肩膀上。这个举动是我从另外一位挚爱的教练约翰·汤姆逊身上学会的。

忘记自己才能真正看清自己。我家就是你家。

1993年,斯特拉瑟也突然因为心脏病复发过世了。他还如此年轻,真是一个悲剧。更糟糕的是,我们之前闹翻了。斯特拉瑟帮助我们签下了乔丹,帮助我们创立了乔丹这个品牌,并为鲁迪的气垫鞋四处奔波。乔丹气垫鞋改变了耐克,把我们提升到了新高度,但是这也让斯特拉瑟有所改变。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听命于任何人,也包括我,特别是我。我们发生了好几次冲突,最后他辞职了。

我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我告诉他不行,因为日商岩井要宴请我。我邀请他一起参加晚宴。几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坐在地板上,桌子上放着日本涮锅,互相用日本米酒一杯接一杯地敬酒。我们大笑、欢呼、碰杯,有某种东西在我们之间穿过,与我和大多数共事的运动员之间的一样,一种移情,一种友情,一种人脉。它非常短暂,但是经常发生,我知道这就是我1962年环游世界时想找寻的东西。

如果他只是辞职还好,但他随后去了阿迪达斯。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背叛。我永远不会原谅他(我很开心骄傲地雇用了他的女儿艾弗里。她22岁加盟耐克,专门从事特别活动,据说很有潜力。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公司名录上,我感到很幸运、很开心)。我希望能和斯特拉瑟在他死之前冰释前嫌,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们都生来就有很强的竞争意识,我们都不太擅长宽恕。对于我俩来说,背叛就好比加强版的氪星石一样。

我一直在想电影《遗愿清单》中的一句台词:"你在衡量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衡量你。"我忘了是尼科尔森还是弗里曼说的了。这句台词说得很对,非常对。正是这句话让我去了东京,去了日商岩井的办公室,我不久前还拜访过那里。电话响了。"找你的。"日本前台说道。他把电话递给我。电话那头是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他曾三次获得金牌,是200米和400米短跑比赛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取得这些成就时,穿的都是耐克。他当时恰好也在东京。"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他问。

当耐克的海外工厂(即所谓的"血汗工厂")出现了各种状况时,我感觉到了相同的背叛感。记者说一家工厂的工人很不满,但是却从不提工厂的现状要比刚和我们合作时好许多。这些记者也不提我们与工厂合作做了多少努力,为的是让工厂更加安全、整洁。他们不会说这些工厂根本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租了场地,是很多承租人中的一个。这些记者只是做了简单的调查,然后发现一位工人在抱怨环境,他们就利用那位工人来诽谤我们,而且只有我们,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巨大的关注。

"好的,"我告诉她,"我这就来。"

当然,我对危机的处理只会让它更糟。一旦我感到气愤、受伤,我常常用自以为是、狂怒暴躁来应对。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反应非常不利于解决事情,而且常常适得其反,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当你自认为在创造工作机会,帮助贫穷国家实现现代化,让运动员能够创造辉煌,某天醒来却发现有人在你家乡的零售旗舰店外焚烧你的肖像,这个时候想要保持平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
"该睡觉了。"佩妮边说边收起了她的针线。

公司的反应和我一样,非常情绪化。每个人都晕晕乎乎的。深夜,你会看到比弗顿总部所有灯都打开了,在很多会议室和办公室里正在上演真诚的自我反省。我们知道多数指责都是不公正的,耐克并不是真正的犯人,它只是一个象征、一只替罪羊。然而,这些都无关紧要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走出病房,再也听不到机器的哔哔声、护士们的谈笑声以及病人们呻吟的声音。我想起了这么一句话:"这只是生意。"这绝不只是生意,将来也绝不会。如果这演变成只是生意的话,这说明生意真的做得很糟糕。

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

"当然,"我说道,"当然,盖伦包在我身上。"

然后我们告诉全世界:等着瞧吧,我们会让我们的工厂成为大家的光辉榜样。

我知道了,哦,我知道了。

丛林中的能手
我们做到了。在虚假报道和骇人听闻的揭露之后的10年内,我们已经利用这次危机彻底改造了整个公司。

盖伦是他手下的运动员,他一直在指导盖伦训练,对他来说盖伦就像是儿子。

例如,制鞋厂工作条件最差的部分就是橡胶房,也就是把鞋帮和鞋底粘在一起的地方。那里散发的废气让人喘不上气,具有毒性,而且还会致癌。我们发明了一种不会产生废气的水性黏合剂,从而消除了空气中97%的致癌物质。我们把这项发明分享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给了所有需要的人。

我走到心脏病房,在门上看到了熟悉的指示牌:闲人免进。我走过指示牌,穿过大门,走到大厅尽头,找到艾伯托的病房。他从枕头上抬起头,露出一个痛苦的微笑。我拍了拍他的胳膊,我们聊得很开心。然后我发现他脸色有点不大好。"下次再来看你。"当我说完这句话时,他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他说道,"答应我你会帮我照顾盖伦(Galen)。"

他们都用了这项技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用这项技术。

我专门去圣文森医院看望了艾伯托,走在医院大厅里,我努力不让自己想起父母。我感觉他们就在我手边,就在我耳边。我知道,父母之间关系有点紧张。但是就像冰山一样,底下隐藏着更多。在克莱伯恩大街的房子里,因为他们对儿女的爱,这种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平和理智常常占据主导地位。爱不用言语,不用展示,但是一直都在。我的妹妹们和我自小就知道父母虽然并不相似,和我们也不大一样,但是却非常关心我们。这就是父母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就是他们永恒的胜利。

这只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

自古以来,所有的父亲与儿子都是一样的。阿诺德·帕尔默(Arnold Palmer)曾经在大师赛上向我吐露心声:"我的爸爸曾竭尽全力阻止我成为一名专业高尔夫球选手。"我笑着说:"真想不到。"

我们已经从改革的众矢之的变成了工厂改革运动的主力队员。今天,这些工厂让我们的产品跻身世界前列。联合国一位官员最近这样说道:"耐克是我们衡量服装公司的黄金标准。"

我十分了解那家医院。我的儿子特拉维斯在那里出生,在父亲去世27年后,我的母亲也在那里去世。父亲人生的最后6个月,我带着他去长途旅行。为了弄清楚他是否以我为傲,为了向他展示我很为他感到自豪,我们一起环游了世界,每去一个城市都会去耐克看看。每次看到Swoosh时,他的眼睛都会闪闪发光。他曾经对我的不耐烦,曾经对我的疯狂想法的不满,一切都逐渐烟消云散了。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这段经历让我记忆深刻。

"血汗工厂"危机还衍生出了"女孩效应"。耐克付出了巨大心血来打破世界最荒凉地区贫穷的世代循环。与联合国、其他公司和政府合作者一起,大家计划投入数千万美元用于一项明智但艰难的全球运动,让年轻女孩能够接受教育、改善生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更别提我们的内心,都告诉我们在很多国家年轻女孩在经济方面最容易处于弱势的地位,这是经过人口统计学仔细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因此,帮助她们就是帮助所有人。无论是努力结束埃塞俄比亚的童婚,或者在尼日利亚为年轻女孩打造安全空间,还是开办一家杂志和广播节目,向年轻的卢旺达人传播强有力而鼓舞人心的消息,"女孩效应"正在改变上百万人的生活。我每年、每月、每天最好的时光,就是从活动前线收到热情洋溢的捷报的时候。

他现在是一名教练了,最近带着几个他的选手去比弗顿。他们简单地练习了一下,站在罗纳尔多体育场的中央,有人转过身,看到艾伯托躺在地上,气喘吁吁。他心脏病复发了,晕死过去大约15分钟;当医护人员把他抢救过来,立刻把他送到圣文森医院(St.Vincent's)。

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回到过去,重新做出不同的决定,那些可能会避免"血汗工厂"危机爆发的决定。但是我不否认,这场危机在耐克内部和外部都引发了不可思议的改变。对于这一点,我必须心怀感激。

另外一位比较早打来电话的是艾伯托·萨拉查(Alberto Salazar),他连续三次穿着耐克鞋赢得纽约马拉松比赛,是一名非常有竞争力的长跑运动员。一直以来我非常喜欢他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关心。

当然,工资的问题一直都存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工资相较于美国人来说低得不可思议,这一点我理解。但是,我们在每个国家和经济体的范围和体系内运营,所以不能随心所欲地付薪水。在某一个国家,这里就不具体说哪里了,当我们想提高工资时,却受到了斥责,被传唤到某政府高官的办公室,要求我们停止。我们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系统,高官说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他坚持道,也是不合理的,制鞋工人的工资竟然比医师的要高。

每一位耐克运动员都给我们写信、发邮件和打电话,每个人都联系了我们。但是第一个联系我们的是泰格,早晨7点半他就打来电话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在我面前说泰格的坏话。

变化来得总比我们想得要快。

这绝不只是生意
第二天早上,这个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网络、广播、报纸、电视都在报道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佩妮和我拉上了百叶窗,锁上了门,与外界切断了联系。但是不久之后,我们的侄女布兰妮(Britney)搬来和我们一起住。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是布兰妮拯救了我们的生命。

我不断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环游世界时看到的贫穷景象。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解决贫困的唯一办法就是初级工作,提供很多初级工作。这个理论并不是我自创的,而是我从俄勒冈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所有经济学教授那里听说的,随后我看到和读到的一切都很好地支持了这个理论。国际贸易总会让贸易双方都受益。

佩妮摔倒在地上。特拉维斯把她扶了起来。特拉维斯用双手抱着他母亲,我蹒跚着走到走廊尽头,泪水喷涌而出。我脑海中萦绕着7个奇怪的字:路终于走到尽头(So this is the way it ends.),它们不请自来,一遍又一遍,像是某些诗歌的碎片。

从这些经济学教授那里听到的另一句古老箴言就是:"当货物不会穿过国际边界时,战争也就不远了。"虽然我一直将生意场视作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是它同时也是阻挡真实战争的完美壁垒。贸易是共存合作的途径。和平是以繁荣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因为越南战争有些忧心忡忡,却还是想某一天能在胡志明市内或附近开工厂。

我们沿着走道,走出了影院,从黑暗走向了有光亮的地方。我们一走到光亮处,他就告诉我们:"我刚刚从萨尔瓦多接到一个电话......"

1997年,我们已经开了4家。

他在黑暗中小声和我们说:"你们需要和我出去一下。"

我非常自豪。当我得知越南政府把我们评为本国外汇五大创造者之一后,我感觉需要去越南一趟了。

得知这个噩耗的时候,佩妮和我正在看电影。我们去看了5点场的《怪物史莱克2》。电影看到一半时,我们转过头,看见特拉维斯站在走道里。特拉维斯,特拉维斯?

多么痛苦的一趟旅行。我不知道是否能够正确对待自己对越南战争的深度憎恨,直到停战25年后又回到这里,直到我与曾经的敌人开始握手。越南的接待人员亲切地问我们需要些什么,这让我的旅程变得特殊而难忘。我喉咙中像堵了什么东西一样。我对他们说,我不想麻烦他们。

但是,我仍然与他那两位朋友交谈过,我已经了解了所有有关潜水事故的事情。当发生意外时,潜水员经常会感觉到所谓"马提尼效应"(the martini effect)。他觉得一切都很好,而且是非同一般地好,会感觉到非常愉悦快乐。我告诉自己,马修肯定也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最后一秒时,马修拔掉了吹嘴。我选择相信这个令人愉悦的说法,相信我的儿子在临死前没有感到痛苦。我的儿子当时是开心的。我选择这样想,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继续活下去。

但是他们十分坚持。

如果要我想象马修人生的最后时光,他为了氧气而挣扎,我相信我能想象得到他当时的绝望感觉。作为一名跑步运动员,我曾经跑过数千公里,我了解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但是,我从来不会让自己往这里想。

好吧,我说道,好吧,我想要见见86岁的武元甲将军,越南的"麦克阿瑟将军",曾单枪匹马地打败了日本、法国和美国。

在约46米水深的地方发生了某种故障,我的儿子失去了意识。

接待人员听后有点惊讶,默默盯着我。他们慢慢站起来,说了声抱歉,然后走到一个角落,用越南语疯狂交谈着。

不知为何,马修想知道自己可以潜多深。他决定冒一下险,而这个风险是他那冒险成瘾的父亲都绝不会尝试的。

5分钟后,他们回来了。他们说,明天一个小时。

为了找寻自我,马修从大学辍学。他敢于尝试,玩乐、叛逆、争论、逃避,但是都没什么用。最后,在2000年,他似乎很享受作为一个丈夫、父亲和慈善家的感觉。他参与建设了萨尔瓦多(中美洲)的"我家就是你家"项目(Mi Casa, Su Casa),这是一座为孤儿修建的慈善建筑。一次,他去萨尔瓦多,经过几天让人辛苦却满足的工作后,他打算放松一下自己。他和两个朋友开车去了深水湖伊洛潘戈(Ilopango),戴着水肺潜水。

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开始默默倒数距这次重要会面还有多久。武元甲将军进入房间后,我首先注意到他的体型。他是一位杰出的战士,是曾经组织了春节攻势的天才战略家,他还曾经规划了数公里的地下隧道。就是这位历史的巨人,此时正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也许身高约有1.62米。

我想起他花了很长时间艰难地寻找意义、寻找认同。对我来说,他的寻求过程常常看起来非常熟悉,虽然马修没有我的运气、我的专注,或者我们的不安全感。也许如果他有更多的不安全感的话......

他非常谦逊,嘴里没有叼着玉米芯烟斗。

当然,这些又让我回想到了马修。

我记得他穿着深色西装,和我的很像。我记得他笑起来也和我一样,害羞、模糊不清。但是,他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曾经在很多伟大的教练、公司领导和精英中的精英身上见过这种自信的光芒。不过,我从来没有在镜子里看到过。

他们就像儿子、兄弟和家人一样。泰格的父亲厄尔(Earl)去世时,堪萨斯州的教会葬礼只有不到100个人参加,我很骄傲自己也在其中。当乔丹的父亲被杀害后,我飞到北卡罗来纳州参加葬礼,很惊讶地发现竟然我的座位在第一排。

他知道我有问题要问,等着我开口。

我放下电话,嘴巴还张着。

我的问题很简单:"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把思绪转移到我和泰格、博·杰克逊(Bo Jackson)、迈克尔·乔丹的那些私密时光。在迈克尔芝加哥的房子里,我拿起客房床边的电话,发现电话那头有个声音:"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原来是客房服务。客房服务热情诚恳、全天在线,可以为你提供想要的所有服务。

我想我好像看到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微笑?可能吧?

当泰格在奥古斯塔球场(或是圣安德鲁斯球场?)完成了最后的击球入洞后,我面带微笑。泰格拥抱了我,停留了好几十秒,比我预期的要长很多。

他想了又想。"因为我是丛林中的能手。"他说道。

我们?

明年,它们会长高一尺
一想到亚洲,我就常常会想起日商岩井。如果没有日商岩井,没有其前CEO速水优,我们会走向何方呢?耐克上市之后,我和速水先生变得很熟。我们情不自禁地相互吸引:我是他最赚钱的客户,他酷爱的门生;而他也许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我看到皮特的对手安德鲁·阿加西(Andre Agassi)赢得了美国网球公开赛,他在最后一轮比赛后毫无预兆地来到我的包厢里,满眼泪水地说:"我们做到了,菲尔!"

和其他聪明人不一样,他从智慧中获得了平和,而我从这种平和中汲取营养。

我看到皮特·桑普拉斯(Pete Sampras)在一届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中战胜每一位对手。等到最后一分后,他把球拍朝着看台上我的方向扔了过来(他扔过了,砸到了我后面的人,但是谁又会在意呢)!

20世纪80年代,我每次去东京的时候,速水先生都会邀请我去他热海(Atami)附近的海滨别墅过周末,热海被称为日本的"里维埃拉"(Riviera,南欧一个沿地中海的地区)。我们常常会在星期五晚上坐火车离开东京,路上喝一杯法国白兰地。一个小时内我就会到达伊豆半岛,停下来找家非常棒的餐厅吃晚餐。第二天早上,我们打打高尔夫球,晚上则在他家后院进行日式烧烤。我们会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或者我把我的问题告诉他,他帮我解决。

我们做到了
我起身去厨房,又倒了一杯红酒。坐回到我的躺椅上,我看着佩妮绣花边,脑海中的影像开始翻滚得越来越快,好像我也在为记忆绣花边一样。

每次旅行快结束时,我们都会躺在热水浴缸里泡一会儿。我回想起,充满泡沫的洗澡水,还有远处大海拍打海岸的声音。我回想起,凉爽的微风穿过树林,里面有成千上万棵沿海树木,很多品种在俄勒冈的树林都没法发现。我回想起,当我们在讨论上帝的时候,丛林里的乌鸦在远方尖叫着。我向他抱怨生意上的问题。即使公司已经上市,还是面临着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机会,但是却没时间能找到可以抓住这些机会的管理人员,我们试着从外部招人,但是招来的人都失败了,因为我们的公司文化非常与众不同。"

和机会没有多大关系。他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但是,在人群中寻求机会,这一点他说得没错。你也可以说,这是一切的关键。

速水点点头。"看到那些竹子了吗?"他问。

和往常一样,我什么都没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嗯。"

他把手表递给我,表上刻着:感谢给我这次机会。

"明年......你来的时候......它们会长高一尺。"

"对,所以我去找我的手表商,让他们帮我弄到了一块1972年的劳力士表。"

我注视着,然后恍然大悟。

"呃,诞生----?我想,应该没错。"

回到俄勒冈后,我努力培养和扩大现有的管理团队。我让自己慢慢来,用更多耐心,做更多训练和长期计划。我把眼光变得更宽、更长远。这样做真的起作用了。下一次我见到速水的时候,把结果告诉了他。他几乎没有点头,调转了视线。

"耐克诞生于1972年。"

大约30年前,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开始研究耐克,与其他大学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这给了我很多机会去参观不同的大学,参加令人兴奋的学术讨论,继续学习。走进校园是一件很令人开心的事情,而且也非常振奋人心,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学生比我那个年代更加聪明能干。当然,我还发现他们更加悲观了。有时候他们会沮丧地问我:"美国将走向何方?世界将走向何方?""有没有年轻的企业家?"或者"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不是注定会给孩子一个更加糟糕的未来?"

"联合合伙人。是的,这一点让很多人大为吃惊。"

我告诉他们1962年我看到的满目疮痍的日本。我告诉他们,瓦砾和废墟从某种程度上造就了速水、伊藤和皇这样的智者。我告诉他们,不管是天然还是人工的未开发资源,都由大自然自己支配,它有很多方法来应对各种危机。我告诉学生,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习、工作,工作、学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你是创始人。"

换句话说,我们都要成为丛林中的能手。

"哦?"

我关上灯,走到楼上去睡觉。佩妮的旁边有一本打开的书,她已经迷迷糊糊睡过去了。我们之间相濡以沫的感觉,从初级会计学课程第一天开始的感觉,依然存在。我们之间的冲突和其他人差不多,主要来自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寻找一种平衡,定义"平衡"这个词语。在我们努力尝试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尽力从那些自己最钦佩的运动员身上汲取经验。我们坚持过,也有过压力,总而言之我们成功地维系了这一段关系。

"我刚开始和你们签约的时候,"他说,"我不大了解耐克的历史,所以我专门研究了一下。"

我小心翼翼地钻进被窝,以免吵醒佩妮。我还想起了和我们关系不错的其他人。海斯住在图拉丁谷(Tualatin Valley)的一座农场,他拥有43.7公顷高低起伏的土地,并很荒谬地收集了很多辆推土机和其他重型设备(他的最大骄傲和乐趣是约翰迪尔公司JD-450C型收割机,机身颜色是像校车一样的黄色,和一间单卧公寓一样大)。海斯自己有很多健康问题,但是他都用推土机推平了。

"当然可以。"

伍德尔和他的妻子生活在俄勒冈中部。数年来,他开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如果有人说他没用,就立马向他们竖起中指(毕竟,开私人飞机意味着他不用再担心航空公司弄丢他的轮椅了)。

"菲尔,能和你聊一会儿吗?"

伍德尔是耐克历史上最会讲故事的人。我最喜欢的自然是我们上市那天的故事。他让他父母都坐下,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小声说道。他解释道:"这表示你们最初借给菲尔的8000美元现在价值160万美元。"他们互相看了看,又望向伍德尔。"我不明白。"他妈妈说道。

不只是我们内部的年轻人非常尊重公司的发展历史。2005年7月份某项赛事举行期间(具体的名称我忘了),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想和我私下聊一下。

如果你对自己儿子为之奋斗的公司都无法信任,你还能信任谁呢?

耐克最年轻的员工好像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非常关心街道和大楼上的那些名字,以及那些过去的日子。就像马修求着我给他讲睡前故事一样,这些员工也嚷着要听听公司以前的故事。当伍德尔或约翰逊来访的时候,他们会聚集到会议室。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讨论小组、一个信息智库来保存那些创新的最初灵感。他们称自己为72精神,这种精神也牢固地位于我的心中,填满了我整个心房。

伍德尔从耐克退休后,成为波特兰港的主管,负责管理所有的河流和机场。一个行动不便的人指挥着所有的交通运转,这非常有趣。他还是一家成功的小啤酒厂的股东和董事,他非常喜欢他的啤酒。

72精神
每当我开车穿过耐克园区内以耐克创始人命名的主要街道的交叉口时,我总会感到一阵激动,像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样。每一天前门的保安都会给游客们指相同的方向:你应该沿着鲍尔曼路一直开到海斯路......我还非常喜欢去园区中心的绿洲,即日商岩井日本花园散步。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的园区就是耐克发展历史和成长的地图;换句话说,这里是我一生的写照。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里也是人类重要情感的生动表达,也许重要情感中仅次于爱的就是感激。

我们一起聚餐的时候,他总会告诉我,自己最大的乐趣和最骄傲的成就就是他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丹。

难道真的和1938年我出生时发现的那双9000年前的凉鞋无关吗?

伍德尔的老对手约翰逊生活在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美国诗人)诗中那样的地方,新罕布什尔州的某片荒野中。他把一个旧谷仓改造成为一座五层的别墅,将其称为"孤独城堡"。他离过两次婚,房间里放了好多把读书椅和好几千本书,他通过详细的卡片目录来记录所有的书籍。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编号和索引卡,上面写着作者、出版日期、内容简介以及在房间里的具体位置。

虽然我说这很偶然,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可不可以把某些偶然不仅仅看作巧合呢?如果我想,我希望宇宙或者母体程序一直推着我,对我窃窃私语,或者只是和我一起玩耍,我会得到宽恕吗?除了在俄勒冈一个山洞内发现了一双9000年前的凉鞋,其他的事情真的算侥幸吗?

当然,在约翰逊周围跳来跳去、跑来跑去的是野生火鸡和花栗鼠,他还给几乎每一只起了名字。他十分了解这些小动物,当某一只冬眠晚了的话,他可以立即告诉你是哪一只。在远处一片草丛茂盛、枫树摇曳的土地上,约翰逊已经建了第二个谷仓,一个神圣的谷仓。他仔细粉刷,涂上油漆,布置家具,在里面装满从他私人图书馆带来的东西,外加在图书馆拍卖时买的二手书籍。他称这个图书乌托邦为"Horders",而且他让这里一直保持光亮,对外24小时免费开放,为需要地方阅读和思考的人提供场所。

我想到了耐克在世界各地数不清的办公室。不论在哪一国家,每一间办公室,电话号码都是以6453结尾,因为在键盘上这4个数字可以拼出NIKE。更巧的是,从右到左3546在键盘上可以拼出普雷方丹在一英里赛跑中的最好成绩3′54.6″,精确到0.1秒。

这就是一号全职员工。

这些难道都是巧合吗?

在欧洲,有人告诉我有衬衫上写着"杰夫·约翰逊在哪里",就像在安·兰德(Ayn Rand,俄裔美国女作家,其作品的销量和影响仅次于《圣经》)那句著名的开场白"谁是约翰·高尔特(John Galt)"。答案就是,在他应该在的地方。

鬼冢的第一次会议,向高管们申请鬼冢虎(Tiger)的销售权。

当事情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金钱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影响。影响不是很大,而且持续时间也不长,因为我们都没有被金钱控制。但这是金钱的本质,无论你是否拥有,你是否想要,你是否喜欢,金钱都会对你的生活进行定义。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止它。

神秘的神户(Kobe)。

我买了一辆保时捷。我尝试收购洛杉矶快船队(Los Angeles Clippers),了结了与唐纳德·斯特林(Donald Sterling)的官司。无论在室外还是室内,我都戴着太阳镜。有一张我戴着宽边牛仔帽的照片,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什么时候、为了什么而拍的。我需要把所有抛到脑后。甚至佩妮也无法幸免,为了补偿她童年时的不安全感,她外出时常常在钱包里装上几千美元。任何日常用品她都会像买厕纸一样,一次性买上好几百个。

约旦河(River Jordan)。

不久之后,我们就恢复正常了。现在我们都不考虑金钱了,把精力放在了更特殊的事业上。我们每年都会捐赠一亿美元,当我们过世后,将会捐出绝大多数财产。

又一次,我忍不住想起了以前去世界各地的旅行。

现在,我们在建设俄勒冈大学闪闪发光的新篮球设施建筑,即马修·奈特体育馆。球场半侧的标志将会是马修的名字,做成鸟居门型。从世俗到了圣域......我们还有一个运动场要建设完工了,这个是为了纪念我和佩妮的母亲:洛塔和多特。在入口旁边会坚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因为母亲是我们的启蒙教练(Because mothers are our first coaches)。

泰格(Tiger)。

如果我母亲没有阻止足科医生动手术去除我脚上的肉瘤,让我整个赛季都瘸着腿走路的话,谁又会知道事情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或者如果她没有告诉我我能跑得很快,或者如果她没有买第一双Limber Up而让父亲哑口无言呢?

科比(Kobe)。

每次回到尤金市,走在俄勒冈大学校园里时,我都会想起母亲。每当我站在海沃德田径场外面,都会想起母亲与我脚上肉瘤的无声比赛。我想起了我们每个人曾经跑过的各种比赛。我倚在栅栏上,看着跑道,聆听风的声音,想起了领结吹到了背后的鲍尔曼,想起了上帝挚爱的普雷方丹。转过身,回头望去,我的心脏在跳动。街道对面是威廉·奈特法学院,一座看起来非常严肃的建筑。没有人在那附近搞怪。

乔丹(Jordan)。

我睡不着,总是想起那部该死的电影《遗愿清单》。躺在黑暗里,我一遍遍问自己,你的遗愿清单是什么?

在园区建筑之间,沿着园区走道的两边,挂着几个巨大的横幅,上面有超级运动员的动态照片,他们使耐克的内涵远远超过了一个品牌。

金字塔?已完成。

作为董事长,我大部分时间依然要去办公室。我向四周看了看这些大楼,看到的不是大楼,而是一座座坟墓。如果你愿意的话,每幢大楼都可以看作一座坟墓。我常常想起24岁时的那次重要旅行。我想起自己站在雅典高处,凝视着帕特农神庙,总会感觉到时间流淌的痕迹。

喜马拉雅山?已完成。

我们位于比弗顿的全球总部有5000名员工,地处伊甸园般的园区中,它是81公顷丛林茂盛的林地,有溪流从中穿过,原始的球场点缀其中。各幢大楼都以为我们做出重大代言的人命名,例如琼·贝努瓦·萨缪尔森(Joan Benoit Samuelson)、肯·小葛瑞菲(Ken Griffey Jr.)、米娅·哈姆(Mia Hamm)、泰格·伍兹、丹·福茨、杰瑞·赖斯(Jerry Rice)、史蒂夫·普雷方丹,他们都扩大了我们的知名度。

恒河?已完成。

40年后,我已从耐克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卸任,并把公司交给得力助手来管理;公司现在发展良好。我们2006年的销售额是160亿美元(阿迪达斯是100亿美元,但是谁在乎呢)。我们的鞋子和衣服在全球5000家商店出售,我们有10000名员工。我们仅在中国上海运营的店铺就有700家(现在,我们的第二大市场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鞋产地,我想1980年对中国大陆的访问终于获得了回报)。

所以......没有了?

邦普后来买了一辆小卡车,他喜欢让孙子孙女们坐在后面,载着我们去镇上玩耍。在路上,他经常在萨瑟琳面包店停一下,给我们买上一打撒满糖霜的甜甜圈,每人一个。只需要抬头看看蓝色天空或者白色天花板(或者任何空白屏幕),我就会想到自己在爷爷的车厢上晃着脚丫、舔着热甜甜圈上的糖霜的情形,仿佛会感觉到清新的绿风拂过我的脸庞。如果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安定满足的感觉,我还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还会如此勇敢地让企业走在安全和灾难的边缘吗?我觉得肯定不会的。

我想起了几件想要做的事情。帮助几所大学改变世界,帮助发现一种癌症的治愈方法。除了这些,我能说出的事似乎并不多,当然也许还有些说不出的愿望。

小时候,我愿意花大把的时间四处走动。不知为何,我想起了我的爷爷邦普·奈特(Bump Knight)。他一无所有,一穷二白。但爷爷还是通过省吃俭用,买下了一辆崭新的福特T型小汽车,他用这辆车载着妻子和5个孩子从明尼苏达州温尼贝格(Winnebago)一路经过科罗拉多州,最终到了俄勒冈州。他告诉我,他连驾照都没有,就是跳上车就开走了。汽车咔哒咔哒地开到了落基山下,车前盖一直在震动,爷爷一直骂骂咧咧的。"咳,咳!你这个狗娘养的!"这个故事我从爷爷、叔叔、姑姑及堂兄弟的口中听到过很多次了,我感觉好像身临其境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

讲述耐克的故事是很不错的事项。别人也讲过或者试着讲过这个故事,但是他们只了解一半的事实,根本说不到要领。反之亦然。我可能总是带着遗憾开始这个故事或者结束这个故事。糟糕的决定有数百个甚至上千个。我曾经把魔术师约翰逊称为"找不到自己位置的选手,在NBA永远不会成功"。我曾经认为莱恩·利夫(Ryan Leaf)是比培顿·曼宁(Peyton Manning)还要优秀的四分卫。

我们坐在客厅看晚间11点新闻,但我的思绪却飘远了,它飘向远方,到处游荡,来来去去,在时间中穿梭。这和最近的感觉很像。

这些很容易就一笑而过了,其他的遗憾却要深刻得多。岩野辞职后,我没有给他打电话。1996年没有和博·杰克逊续约,还有乔·帕特诺(Joe Pate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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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后,佩妮开始刺绣,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顺便拿出黄色便签本浏览事项提示和明天的行程。长久以来第一次......本子上一片空白。

我没有成为一位不裁员的好管理者。10年内一共裁员三次,一共涉及1500人,现在我还对此耿耿于怀。

这也让我不禁问自己:我呢?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后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陪我的两个儿子。也许,如果我做到的话,就能够解开马修·奈特的密码了。

佩妮问他们电影看得怎么样,他们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说道,还不错,虽然有点让人沮丧。你们的遗愿清单是什么?我差点儿就问出口了,但是忍住了。盖茨和巴菲特好像已经完成了人生中想要做的所有事情。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遗愿清单。

但是我知道这个遗憾与我秘密的遗憾存在激烈的冲突,那就是我无法从头再来。

我忍不住在脑海中计算起来。这个时候,我身价100亿美元,这两个人的身价都是我的五六倍。这么一比,我立刻变得脚踏实地起来。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将所有的事情重来一遍。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希望能和人分享经验,分享其中的起起落落;希望一些年轻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相同的试炼和磨难,也许会受到鼓舞或抚慰,或者得到警醒;希望一些年轻企业家、运动员、画家或者小说家可以得到前进的动力。

我笑了笑,情况本就是这样。

这些都来自同样的动力,同一个梦想。

我们握了握手,一起在周围闲逛,谈论的话题大多都是关于棕榈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棒?能在这里躲避严寒是不是很舒适?我们还谈到了家庭、生意和运动。我听到后面有人在小声议论:"嘿,你瞧,是巴菲特和盖茨,另外一个人是谁?"

能帮助人们避开一般挫折是很好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要按下暂停键,花时间努力思考一下要如何度过一生,想要和谁一起度过剩余的40年。我会告诉20岁左右的青年不要因为一份工作、专业甚至职业而安定下来,一定要寻求内心的冲动。即使你不知道其中的含义,也要坚持追寻。如果你追随自己内心的冲动,将会更能忍受疲惫,每一次失望都会成为你的动力,需要攀登的高峰也会变得微不足道起来。

"我刚才还想到你呢。"他们其中一个说道。

我想要提醒他们,那些破除陈规者、创新者和反叛者后背上都有一个靶子,他们越是成功,就越容易受到别人攻击。这并不是一家之言,而是自然规律。

我们和他俩都不是多亲密的朋友,只是在社交场合和会议上见过几次。我们都有相同的事业、相同的爱好,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你们。"我说道,身体同时蜷缩了一下。我刚才竟然那样说了?我见到名人后还依然会害羞尴尬吗?

我还想提醒他们,美国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是企业家的香格里拉。自由企业往往会惹怒那些只会阻挡和反对的巨人们,他们会说这样不行,抱歉,那样也不行。事实一直是如此。企业家们一直被压制,而且寡不敌众。他们需要一直努力奋斗,但是面临的都是前所未有的高山。美国已经变得不像以前那样适合企业家发展了。哈佛商学院最近的研究表明,按照企业家精神对所有国家进行排名,美国排在秘鲁之后。

我们走了过去。

那些要求企业家永不放弃的人就是一群骗子。有些时候你需要放弃。有些时候知道何时该放弃并重新尝试新事物也是一种天赋。放弃并不意味着停止。永远不要停止。

电影院位于大教堂市(Cathedral City)市中心位置,就在棕榈泉(Palm Springs)的外围,是一个新建的拥有16个影厅的庞然大物。那个冬天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在这里消磨时光,来躲避俄勒冈寒冷的冬雨。穿过大厅,等着眼睛适应阳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刚开始我们没有认出他们,我们脑海中还在浮现着尼科尔森和弗里曼的身影。但是这两个人也同样非常眼熟,也很有名。现在我们认出来了,他们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

运气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是的,我要公开承认运气的作用。运动员需要运气,诗人需要运气,做生意也需要运气。努力固然至关重要,智力和决心也很宝贵,但是有时候运气却会决定最终结果。有些人也许不会把这称为运气。他们可能把这个叫作"道""理""智""法""圣灵"或"上帝"。

电影结束后,灯打开了,我和佩妮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回到现实中的光明世界。

这样说吧,就是你越努力,你就越接近"道"。因为没有人曾经清楚定义过何为道,现在我把这个普及给大众。我会告诉你们:相信自己,也要相信命运。不是别人的命运,不是你自己定义的命运,而是在你内心,对命运的自我定义。

最重要的是,尼科尔森这个角色雇了一名私人助理,类似于干儿子,名字叫马修。他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我儿子,都留着脏兮兮的山羊胡。

我将以什么形式来讲述这一切呢?回忆录?不,回忆录不行。我无法想象,所有这些事情以一种统一的叙述方式写出来会是什么样。

这部电影与我的人生也有一些奇怪的、让人不安的相似之处。首先,尼科尔森总让我想起小说《飞越疯人院》,让我想起克西,把我带回到俄勒冈大学的读书岁月。其次,尼科尔森的遗愿清单中有一项是登喜马拉雅山,这也让我想到了尼泊尔。

小说也许不错,或者演讲,或者一系列演讲。也许只是一封写给我孙辈的信。

结果,电影《遗愿清单》根本不是喜剧,而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尼科尔森和弗里曼扮演的两名主角都患了非常重的癌症,于是决定用剩下的时间来尝试所有有趣、疯狂、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把死之前每一分、每一秒都充分利用起来。电影都开始一个小时了,大家一次都没笑。

我在黑暗中眯起眼,也许这也是我遗愿清单中的一个?

遗愿清单

又一个疯狂想法。

那是在2007年的圣诞假期。

突然间,我的大脑急速运转起来。我需要打电话联系一下相关人员,我需要看些资料。我需要联系上伍德尔。我们需要确认一下约翰逊写的信有没有备份。有好多事要做!在我父母的房子里,现在是我妹妹乔安妮居住的地方的某个角落,肯定有一个箱子装着我环游世界的投影片。

佩妮皱了一下眉:"好吧。"

要做的事有很多,要学习的内容也很多,我对自己人生不了解的地方也很多。

我翻了一下报纸。"世纪影院的《遗愿清单》(The Bucket List)怎么样?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和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美国演员、导演,多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主演的。"

现在,我真的睡不着了。我起身,从桌上抓起一本黄色便签本,向客厅走去,坐到躺椅上。

我们喜欢看电影,也经常去看,但是今天我们有点进退两难。我们已经看过了佩妮最喜欢看的所有暴力电影,所以我们不得不走出我们的喜好范围,尝试别的电影,喜剧也许不错。

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月亮,多年前,古代禅宗大师也在相同的月光下得到无忧万物的启示。在这永恒澄澈的月光下,我开始列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