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上市

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谈成了。在4年后的洛杉矶,中国田径队首次穿着美国的鞋和热身服走进了奥林匹克运动场。

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前,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两件事要办。第一件是与中国田径协会确定一份合同,这也意味着与体育管理部门签订合同。与在西方世界,与每个运动员各自签合同不一样,中国的体育管理部门会为所有运动员签订代言合同。因此,我们前往上海的一所旧学校。那里有一间教室里面摆放着75年的老家具,墙上还挂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斯特拉瑟和我在此见到了部委代表。刚开始几分钟,中国田径协会的代表先讲了讲社会主义的好处,并一直说中国愿意和"思维相似"的人做生意。斯特拉瑟和我对视了一下,思维相似,什么意思?这个代表向前探着身,用低沉的声音问道:"你打算赞助多少?"这让我突然觉得他是中国版的城市代理利·斯坦伯格(Leigh Steinberg,20世纪90年代著名体育代理人)。

更准确地说是耐克的鞋和热身服。

我们的车厢角落里有个旧风扇,不过连周围的尘土都吹不起来。为了凉快,中国乘客习惯性地脱到只剩下内裤,海斯和斯特拉瑟觉得他们也可以入乡随俗。如果我能活到200岁,我都不会忘记这两个庞然大物穿着他们的T恤和内裤在火车上走来走去,估计那天火车上的中国乘客也不会忘记的。

我们最后与中国对外贸易部相关人员会面。和前面几次会面一样,开始之前先有好几轮的长篇演说,主要是官员来演讲。在第一轮的时候,海斯就烦了;第三轮的时候,他都想自杀了。他开始玩弄涤纶白色衬衫前面的线头,并拿出了打火机。当外贸部副部长称赞我们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时,突然停了下来,显然,副部长看到海斯已经开始往身上点火了。海斯用手拍打火焰,想要熄灭它。这破坏了会场的气氛,也打断了演说者的喋喋不休。

访问快结束时,我们坐了19个小时火车去了上海。我们没有坐飞机,因为我坚持要坐火车。我想感受一下乡村。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大家就都开始抱怨了,因为气候非常炎热潮湿,火车上又没装空调。

这都不重要。在登上飞机回家之前,我已经和两家中国大陆的工厂签了合同,正式成为过去25年内能在中国大陆合法做生意的首家美国鞋商。

当然,我们还喝了很多茅台酒。去过几次台湾之后,我的酒量大了不少,我的肝也逐渐适应起来。不过,我还是没有想到海斯竟然会这么喜欢茅台酒。每喝一口,他都会舔一下嘴唇,再要一些。

把这个叫作"生意"好像也不对。所有忙碌的日子和无眠的夜晚,所有伟大的成功和绝望的挣扎,好像无法用这个平淡无奇的词语"生意"来概括。我们实际做的要远远超出这个范畴。每当新一天到来时,都会有50个新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50个艰难的决定需要我们立即做出。我们都十分清楚,一次轻率的举动、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让我们走到尽头。容许犯错误的余地从来都是越来越小,但利益却从来都是在慢慢增加。我们都坚信这里的"利益"不仅仅是"金钱"。从某种角度上看,我觉得生意就是最大程度地追求收益、周期和结果;而对我们来说,生意就像人类制造血液。没错,人类的身体需要血液,需要生产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并流畅地及时平均分配到合适的地方。但是人类身体的日常工作并不是人类的使命,它只是一个生存的基本过程,而人总是努力超越这个基本过程从而实现更高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时刻,我也是这样做的。我重新定义了胜利,对我原来认为"获胜就是不输,就是活着"的看法进行了扩展。原来的看法已经不足以支撑我或我的公司。我们想和所有大企业一样,想要创造,想要奉献,我们敢于把这些大声说出来。当你创造了某项事物;当你改进了某样东西;当你传递了某种思想;当你为陌生人的生活增添了一些新事物或服务,让他们更加开心、健康、安全和满意;当你干净利落地按照理所应当的方式解决上述问题,而其他人做不到,你就会更多地参与到宏伟的人类大舞台上。只是活着还不够,你还要帮助其他人活得更加充实,如果这算生意的话,那么,请叫我生意人。

我们见到了很多工厂的管理者、当地官员和各种各样的高官。我们受到了多次款待、宴请、质疑和议论,总体来说,他们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吃了好几公斤的海胆和烤鸭,在很多站我们甚至吃到了松花蛋。我可以品尝出这几千年的每处沧桑。[18]

也许这个想法会不断加深对我的影响。

他们从来不关心所谓的美学。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尼龙或帆布在一双鞋中非得左右脚完全相同。在这里,左脚浅蓝、右脚深蓝是很常见的。

我自己占有46%
没有时间打开行李,没有时间调节从中国大陆回来后的巨大时差。当我们回到俄勒冈时,上市的准备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中。我需要做出很多重要的选择,特别是谁来负责新股承销。

最重要的是,这些工厂非常脏。鞋子会从生产流水线上滚下来,沾上污渍,而且是大片的污渍,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工厂根本没有整洁的总体感觉,也没有真正的质量监控。当我们指出一只有瑕疵的鞋子,管理工厂的官员们会耸耸肩说道:"照样能穿。"

新股发行并不是都会成功。相反,如果承销不利或不当,公司就会粉身碎骨,所以说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一个关键决定。查克曾经在库恩·勒布集团(Kuhn, Loeb)工作过,现在依然和那边的人保持密切联系,他觉得库恩·勒布集团是最适合的。我们面谈了几家公司,但最后还是决定听从查克的直觉。目前为止,他对我们的指引还没有出过错。

当然,我们最想看的是工厂。接待人员不大情愿地同意了。他们带我们坐火车去了离北京很远的乡镇,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大型的工业综合设施,就像是工厂都市一样,一个比一个落后。这些工厂破旧不堪、锈迹斑斑,相比而言,海斯买下的萨柯旧工厂看起来简直就像艺术品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编写招股说明书。草稿整整改了50次,招股说明书的形式和内容才符合我们的要求。

在某次停留时,我环视四周,发现有好几百个人都穿着中山装和不结实的黑鞋。这些鞋好像是由建筑用纸制成的。不过,还有些孩子穿着帆布运动鞋,这给了我希望。

最终,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所有纸质文件都上交给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9月初,我们做出了正式声明。耐克将发行2000万股的A股和3000万股的B股。我们告诉公众,耐克股票的发行价格将是每股18~22美元,具体还有待商榷。

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首家美国鞋商
接下来的12天,我们在接待人员的陪伴下游览了中国各地。他们带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在毛主席纪念堂停留了很长时间。毛主席在4年前已经去世了。他们还带我们去了故宫、十三陵。我们被深深地吸引了,都非常好奇。接待人员都被我们一连串的问题弄得不舒服了。

在合计发行的5000万股中,将近3000万股将留作储备,大约有2000万B股将向公众出售。在剩下约1700万A股中,原始股东或内部人士,包括我、鲍尔曼、债券持有人以及"恶棍"大会上的其他人,将占有56%。

"那是为我自己准备的,"他说道,"你们的自己想办法。"

我自己占有46%。我们都一致同意这个份额,因为不管发生什么,公司都需要一个人来管理,用坚定可靠的声音与其他公司交涉。这个过程中不存在拉帮结伙、内讧或操纵的问题。虽然在外部人士看来,股票的分配可能有点不成比例、不均衡、不公平;但对"恶棍"们来说,这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或抱怨。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然后海斯叹了口气。

盛大路演
我们开始上路了。正式发行股票的前一阶段,我们开始了一系列路演,向潜在投资者推销我们的产品、公司、品牌以及我们自己。从中国大陆回来后,我们都不想再出远门,却又没有办法。我们必须举行华尔街口中的"盛大演示"(dog-and-pong show)。一周内要去12个城市。

我走了过去,斯特拉瑟和张大卫也走了过去。海斯巨大的内裤上面躺着12升伏特加。

第一站,曼哈顿。我们与一屋子挑剔的银行家举行午餐会议,他们代表着成百上千的潜在投资者。海斯先站起来,说了些开场的话。他简单地总结了一下数据,冷静而富有说服力。约翰逊紧接着站起来,开始谈论鞋子本身,以及是什么让它们与众不同、让它们变得如此富有创造力。他表现得棒极了。

当然,为应对恐慌症复发,他装了足够的"药物"。几个小时后,穿过北京海关,我听到后面传来一阵骚动声。房间空荡荡的,用胶合板隔成了很多间。在一个隔间的另一边,有很多机场工作人员正在大喊。我绕过隔间,看到两名工作人员非常生气地指着海斯和他打开的行李箱。

最后,我来结尾。我谈到了公司的发展历史、灵魂和精神。我有一张写有提示词的卡片,但是我一次都没看。我非常确定自己要说什么。尽管我不确定是否能在一屋子陌生人面前介绍清楚自己,但是介绍起耐克来我却毫不费劲。

第二天早上,海斯两眼无神,脸色苍白得吓人,不过,还是来到了大厅里。

我先从鲍尔曼开始,我谈到了在俄勒冈大学为他跑步,然后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和他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我谈到了他的头脑,他的勇敢,他设计的神奇华夫鞋。我还提到了他的陷阱邮箱,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每次都能把人逗乐。而且这里面有个要点:我想要这些纽约客知道,虽然我们从俄勒冈起家,但也不容小觑。

"他会出现的。"

懦夫从不启程,弱者死于路中,只剩我们前行。先生们,女士们!是我们。

"但是......"

第一个晚上,我们在曼哈顿中城一场正式晚宴上做了同样的介绍,听众比银行家要多一倍。晚宴前提供了鸡尾酒,海斯有点喝多了。这一次当他起来演讲时,他决定即兴表演,自由发挥。"我已经和这些人相处了很长时间,"他大笑着说道,"这家公司的核心,你们可能知道是谁。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哈哈,他们都是长期没人雇用的人。"

我穿好衣服,走到楼下酒吧。然后我想起了我们将要面对的是谁。"回去睡觉吧,"我告诉张大卫,"海斯明天会准时出现的。"

一阵干咳。

"他患有......所有的恐慌症。"

后面有人在清喉咙。

"哪一种恐慌症?"

周围只有蟋蟀的叫声,然后蟋蟀也不叫了。

"没错,他是患有恐慌症。"

后面某个地方有人像傻瓜似的笑了起来。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这个人就是约翰逊。

"他好像恐慌症发作了。"

对于这些听众来说,钱不是可以用来搞笑的东西,如此大规模的上市发行并不适合开玩笑。我叹了口气,看了一下我的提词卡。即便海斯开着推土机穿过这个房间,情况都要比现在更好。那天晚上过后,我把海斯叫到一边,告诉他最好什么都别说了。约翰逊和我来负责正式的演示,但我们还需要他来负责问答环节。

"为什么?"

海斯看着我,眼睛眨了一下。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还以为你会让我回家呢!"他说道。"不会的,"我说,"我们需要你参与进来。"

"他在楼下酒吧里,他说他做不到,他没办法登上那架飞机。"

我们接着去了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旧金山、洛杉矶和西雅图。每增加一站,我们就更加疲惫,感觉累得快要哭了,特别是约翰逊和我。一种奇怪的多愁善感慢慢向我们袭来,在飞机上、旅馆酒吧里,我们都在讨论年轻时候的事情。约翰逊曾寄出过数不尽的信件,请我回些鼓励的话语,而我始终都没回应。我们谈到了耐克这个名字出现在约翰逊的梦里。我们谈到了他的章鱼、詹彼得罗、万宝路男人以及我拉着他穿梭于各个国家的那些时光。我们还谈到了约翰逊当时差点被埃克塞特的员工给弄死,因为他们的支票被拒绝兑现。"经过这一切,"某一天赶向下场会议时,约翰逊坐在林肯城市轿车的后座上说道,"现在我们是在华尔街广受赞誉的人了。"

"你什么意思?"

我看着约翰逊,一切都变了,但是他没有。他把手伸进包里,掏出一本书,开始看了起来。

我走到门口,发现张大卫看起来很不正常:衣着凌乱,苦恼不堪,条纹领带斜斜地挂在脖子上。"海斯说不去了!"他说道。

直到感恩节之前,路演才告一段落。我模糊地记得火鸡、蔓越莓,还有陪在我身边的家人。我模糊地记得那天是某件事的纪念日,我第一次坐飞机去日本就是在1962年的感恩节。

"张大卫,让我进来!"

吃饭的时候,父亲对于公司上市提出了成百上千的问题。母亲却没有任何的疑问。她说自从买了一双7美元的Limber Up鞋之后,她就一直觉得公司上市是必然的。父母很理解我,也很能感同身受,他们向我表示祝贺。但是我很快就让他们安静了下来,求他们不要高兴得过早。游戏还在继续,比赛还在进行中。

我们一起在银座吃了最后一顿饭,喝了好几杯鸡尾酒,每个人都早早上床睡觉了。我洗完热水澡,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然后躺到了床上。几个小时后,一阵疯狂的敲门声把我吵醒了,我看了下床头的闹钟,才凌晨两点。"谁啊?"

我们选定在1980年12月2日正式发行上市,最后一个障碍就是协商股票发行价格。

我们在日本吃了几顿美味的日本料理,拜访了几位老朋友。经过两三天的短暂休整,我们准备好出发了。去往北京的航班将在第二天早上起飞。

上市前一天晚上,海斯来到我办公室。"库恩·勒布集团建议将价格定为20美元每股。"他说道。

我告诉自己不要再回想过去了,要把注意力放在未来。

"太低了,"我说道,"感觉有点侮辱人。"

12个小时后,我独自漫步在东京街头,思绪回到了1962年,回到了我的那个疯狂想法。现在我又回来了,即将把这个想法带入一个巨大的新市场。我想到了马可·波罗,想到了孔子。不过,我也想到了自己这几年看过的所有比赛:足球、篮球、棒球。一个球队在最后几秒或一局中绝对领先,只是稍微松了口气或过分绷紧神经,就可能导致最终输掉比赛。

"但是也不可能太高,"他警告道,"我们需要把这个该死的东西卖出去。"

1980年7月,我们登上了飞机。北京,我们来了。不过,首先要去东京。我觉得沿途在日本逗留一下是个不错的主意,只需办理转机手续。日本市场的销量又开始增长了。而且,先去日本也有利于大家在进入中国大陆前有一个缓冲,因为去中国大陆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佩妮和戈尔曼让我学到了很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整个过程令人十分抓狂,因为非常不严密,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问题只是跟看法、感觉和销售有关。销售是我过去18年里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已经感到厌倦了。我不想再卖东西了。我们的股票每股价格22美元,这就是那个数字,我们值得这个数字。我们有资格处于价格区间的顶端。一家叫作苹果的公司也要在同一周上市,每股卖22美元。我们的每股价值和他们一样,我告诉海斯。如果华尔街那帮人不这样认为的话,我随时准备撒手不干。

真可恨!就好像我是唯一的学生一样,我为旅行团的每个成员都制订了一个教学大纲。

我盯着海斯。我知道他正在思考。我们又一次面临这种情况:先付给日商岩井。

我通知每个参加这次出访的人,让他们都准备好文件、护照和其他用品。然后,临走前我花了好几天时间领着他们恶补中国历史:义和团运动、长城、鸦片战争、明朝、孔子、毛主席......

每股22美元,就是这个数字
第二天早上,海斯和我开车去律师事务所。一位职员把我们领进了高级合伙人的办公室。律师助手拨通了纽约库恩·勒布集团的电话,在按下了免提键后,他把电话放在了核桃木大桌子上。海斯和我盯着话筒。空洞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其中一个声音逐渐变大且清晰起来。"先生们......早上好。"

海斯,还用说吗。

"早上好!"我们也回道。

斯特拉瑟,毫无疑问。

这个大一点的声音首先给我们仔细解释了库恩·勒布集团采用这个股票价格的原因。完全是胡说八道。同时,这个声音还说道,我们不可能超过21美元。

张大卫,当然要去。

"不行,"我坚持道,"我们给出的数字是22美元。"

我花了一周时间决定去中国大陆的人选。那必须是一支精英团队,所以我坐在座位上,把黄色便签本放到膝头,先列出一排名字,再一个个排除,然后再列新的。

我们听到了其他声音在小声嘀咕。他们把价格升到了21.5美元。"这恐怕,"那个大一点的声音说道,"是我们最后一次出价了。"

1962年的疯狂想法
夏初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回信。中国大陆政府欣然邀请我们去参观......

"先生们,22美元是我们心中的价格。"

我让卡萝尔·菲尔茨把支票开出来。她拿过来让我签字。我们互相看着,显然我们都想起了以前那张无法兑现的100万美元支票。现在我要开出的这张900万美元的支票,再没有银行会拒绝兑现它了。我看着签名栏。"900万美元。"我小声说道。我还依然记得我把1960年装有赛车胎和双凸轮轴的名爵车卖了1100美元,那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回忆这些艰苦岁月,总能让我更脚踏实地。

海斯盯着我,我盯着话筒。

我叹了口气,抓起电话,打给维奇库尔,他当时已成为我们的首席谈判官。"就这么办吧。"

一阵沉默。我们可以听到沉重的呼吸声、碰撞、摩擦和纸张翻动的声音。我闭上眼睛,任由这些声音将我淹没。我回想起人生中的每一次谈判时经历的相同时刻。

900万,"冷战"结束
正值迎春花开放之时,我们的律师和政府官员最终以900万美元达成了和解。虽然金额还是挺高,但是所有人都让我付这笔钱。接受这个结果吧,他们一直在劝我。我盯着窗外看了整整一个小时,一直在沉思。尽管盛开的花朵以及日历上的日期都表明春天来了,但那一天乌云压顶,天色像洗碗水一样浑浊,风也凉飕飕的。

所以,爸爸,你还记得我在斯坦福大学时的疯狂想法吗?

只要我们摆平与竞争对手及美国联邦政府长时间的冷战,就会立即提出上市申请。

先生们,我是俄勒冈波特兰蓝带体育公司的代表。

大家意见都一致。

听着,多特太太,我爱佩妮,而且佩妮也爱我。如果事情照着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肯定会共度一生。

我请大家举手表决。上市......都同意?

"我很抱歉,"那个大一点的声音生气地说道,"我们会再打给你的。"

在紧接的那次"恶棍"大会上,我解释了A股和B股的概念,所有人都和我的反应一样,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但是我警告他们:无论这是不是解决办法,我们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彻底解决我们的现金流问题,因为突破瓶颈的窗户正在关闭。我能看到即将到来的大衰退。市场只留给我们6个月,最多一年的时间,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间再上市,市场给予我们的将远低于我们的自身价值。

然后挂断了电话。

也许这不是顿悟或见性,但让我茅塞顿开。灵光一闪,我发现了过去几年里一直在寻找的突破口。"查克,"我说道,"这听起来像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坐在那里,什么都没说。我深深吸了口气。职员的脸色慢慢缓和了下来。

"非常困难。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其他几家公司都做到了,我想你也应该可以做到。"

5分钟。

我看着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真可以做到吗?"

15分钟。

"你可以发行两种股票:A股和B股。公众只能购买B股,这种股票每股只能投一票。创始人、核心管理层以及可兑换债券持有人将会获得A股,这种股票赋予他们任命董事会四分之三席位的权力。也就是说,你筹措了巨额资金,推动了公司发展而仍能确保你可以控制整个公司。"

海斯的前额和脖子上都是汗水。

"什么方法?"

电话响了起来。职员看了一下我们,确认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们点点头。他按下了免提键。

"呃......也许有一种上市的方法可以让你不用失去控制权。"他说道。

"先生们,"那个大一点的声音说道,"我们成交,贵公司的股票本周五将会投向市场。"

我开始变得暴躁起来。我抱怨命运不公,我谈到了自己的坚持。我说自己可能并不想上市,永远都不想。我又开始害怕上市会改变耐克、毁掉它,或使它落到别人的手中。打个比方说,如果一切都将取决于股东投票或公司掠夺者的需求,俄勒冈田径文化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曾经和一小拨债券持有人进行过此类尝试。按比例放大,让数千个股东参与进来,情况将会比现在糟一千倍。我尤其无法忍受一个巨头购买我们的股票,他将会成为董事会的霸王。"我不想失去控制权,"我对查克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什么都没变
我开车回家。我还记得当时孩子们在外面玩,佩妮在厨房里。"今天还顺利吗?"她问。

但是,贾卡、豪泽和查克,都在为这个案子做说客。他们解释说政府需要挽回点面子,政府也不可能空手从这场纷争中撤出。当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查克单独见了一次面。他提醒我,在这场纷争结束之后我们才能考虑上市;如果我们不上市,我还是会面临失去一切的风险。

"呃,还好。"

我一分都不想付,给他们一分钱都意味着不公平。

"那就好。"

随着金额的逐渐减少,我和海斯、斯特拉瑟及我父亲都有过很多次激烈的讨论。他们想要我和解,从而彻底结束这一切。"你的理想金额是多少?"他们问。"一分都不花。"我会这样答道。

"我们得到了想要的价格。"

"别搞笑了!"我说道。

她笑了:"你肯定没问题的。"

又过了几天,他们打电话说我们可以花1500万美元进行和解。

我去跑了很长一段路。

"绝不可能!"我说道。

然后洗了个热水澡。

某一天,律师们告诉我,可以毫不费力解决整个事件,不用打官司,只需要2000万美元。

接着快速吃了晚餐。

A股和B股,问题的答案
每天从早到晚,我们的律师们都会打电话通报进展。在某个政府办公室、某家蓝筹股公司、某间东海岸的会议室,他们与另一方见面。律师们会告诉我不断变化的最新和解成果,我通常会立即否决。

然后坐到兄弟俩的床上,给他们讲故事。

很快,他们提出了和解协商。

那是在1773年,海盗马特和特拉维斯在华盛顿将军的领导下正在进行战斗。他们的制服已经破成碎片,又冷又累又饿。他们在宾夕法尼亚福吉谷安营扎寨,度过冬天。他们睡在树林里,在快乐山脉和痛苦山脉之间生活。从早上到晚上,凛冽的寒风穿过山脉,穿过森林。食物非常缺乏,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鞋穿。

做完这一切,我们按兵不动。我们知道不会花很长时间,实际上也真没等多长时间。海怪官员精神崩溃了,他威胁说要动用核武器;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过这都没关系了。他也没关系了,但他的老板、他老板的老板都不想再继续这起纠纷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共犯,都认识到他们低估了我们的意志。

每当他们出去的时候,都会在雪地上留下左脚的血脚印。

接着,我们使出重拳。1980年2月,我们向纽约南部地区的美国地区法院提起了2500万美元的反垄断诉讼,控诉我们的竞争对手联合橡胶公司利用一些阴险的商业行为,企图将我们打垮。

终于,春天来了。士兵们听说英军已经撤退了,法军来对殖民者进行支援。从那个时候开始,海盗马特和特拉维斯就知道他们可以经受一切,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

这只是一次佯攻,只是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我们使出左勾拳。我们拍了一个电视广告,讲述俄勒冈一家小公司反抗邪恶大政府的故事。广告开始时,一位运动员独自在路上跑步,一个深沉的声音正在赞美"爱国,自由,美国方式",接下来的一句则是"反抗暴政",这立刻使观众热血沸腾起来。

故事结束。

我们决定试一下。我们推出了一款新鞋,一款尼龙鞋面的跑鞋,起名为"one line"。这款鞋是种名牌仿制鞋,价格非常便宜,商标也很简单,是我们在海斯的旧工厂生产的。我们定价很低,只超过成本价一点。现在海关官员将会使用这个"竞争对手"的鞋作为估定我们进口税的参考点。

"晚安,孩子们。"

我们接下来整个周末都在从各个角度考虑,这有可能吗?不,根本没可能。我们可以吗?没门。但......也许呢?

"晚安,爸爸。"

然后他们停了下来,互相看着对方。

我打开灯,走过去和佩妮在电视前坐下。我们两个人都不是真的在看电视,佩妮在看书,我在脑海里自己计算着。

"恶棍"们都笑了起来。

下周这个时候,鲍尔曼将有900万美元的身价。

"one line",我们使出了大招
1980年第一次"恶棍"大会时,我宣布虽然我们在与美国联邦政府的斗争中逐渐占了上风,但是如果我们不干点大事、耍点心机的话,这个纷争将永远纠缠着我们。"我已经提出了许多想法,"我说道,"而且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自创一个美国市价。"

凯尔是660万。

我们把陈述寄往北京,心里没抱多大希望。

伍德尔、约翰逊、海斯和斯特拉瑟,每人600万。

"好吧,"我们说道,"这是按照张大卫的要求做的。"

如梦似幻的数字,没有意义的数字。我从来不知道数字竟然可以在同一时间既意义非凡又毫无意义。

我们经常会互相提问:"有人真的会读这个吗?"

"睡觉吧?"佩妮问。

这份陈述很长,几乎堪比《维奇库尔对美国市价之看法第一册》。我们同样把它装订好。

我点点头。

我还想起了很多美国退役军人,他们在我24岁的时候曾给我解释过日本的商业。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并且一直不折不扣地遵守,从未后悔过。因此,在张大卫的指导下,我们做了一个书面陈述。

我在房子里走了一圈,关上灯,检查了一下门。然后我上床和佩妮一起睡觉。我们在黑暗中躺了很长时间。一切还没有结束,远远没有结束。我告诉自己,这只是第一步,仅仅是第一步。

我闭上眼睛想象了一个画面,在世界的另一边,一个中国版本的海怪官员。

我问自己:你的感受是什么?

即使有张大卫帮忙,事情也没那么简单。他还是警告我们,进军中国大陆十分困难,过程相当费劲。"你不能只是简单地申请出访中国的许可,"他说道,"你得正式请求中国大陆政府发出邀请。这一点官方并没有讲明。"

我没有开心,也没有松一口气。要我说感受的话,应该算是......遗憾?

有一天,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向他抱怨没法办理去上海的签证。张大卫帮助这位朋友取得了签证,并且帮他搞定了几个商务合同。他发现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作为一个使者,一个中间人,他更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和天分。

上帝,我想道。是的,就是遗憾,

后来,张大卫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建筑,并搬到了纽约。他在一家不错的建筑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主要致力于莱维敦项目(Levittown Project)。接着,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挣了不少钱,事业也蒸蒸日上,就是感觉有点无聊麻木。他没有获得任何乐趣,没有感觉到真正的成就感。

因为我真的希望能重来一次。

我们齐聚在会议室,张大卫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他出生于上海,在富有家庭中长大;他祖父曾是中国北方第三大豆酱生产商,他父亲则在中国外交部任过职。当张大卫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一家移居美国洛杉矶,在那里张大卫进入了好莱坞高级中学读书。他一直以为自己会回到中国,他的父母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和中国的亲戚朋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母亲则与宋庆龄女士关系很好。

我睡了几个小时,醒来后,天气很冷,而且正在下雨。我走向窗边,看到树叶正在滴水。所有的一切都是雾蒙蒙的。整个世界和昨天一样,和一直以来的样子相同。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包括我自己。我的身价将会是17800万美元。

我们想和所有大企业一样,想要创造,想要奉献,我们敢于把这些大声说出来。只是活着还不够,你还要帮助其他人活得更加充实,如果这算生意的话,那么,请叫我生意人。

我冲了个澡,吃了早餐,开车去工作,我比任何人都要早到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