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第六章 波澜骤起

褚时健无奈报上去了,他心里清楚,那就是个数字,一个假数字,一个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假数字。他知道主任心里其实也明白。"我们是党员,为什么要作假呢?"褚时健内心越来越郁闷。

所以当已经不再担任"反右"小组副组长,火线调往玉溪地委7亩冬季稻试验田做负责人的褚时健报上3000斤的亩产量计划时,玉溪地委办公室主任发愁了:"太少了。人家和你一样的试验田,报了1万斤。"褚时健告诉他:"3000斤已经多了。我是种过地的人,我们这里是一季稻,一亩地一年产个八九百斤就算好年景了。我报这3000斤算夸张了,根本做不到。"主任觉得褚时健不开窍:"我们是在搞'大跃进'运动,是搞试验田,你报个5000斤吧!"

那时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像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知道,但都无法开口。

1958年,"反右"运动余波未退,"大跃进"运动又来了。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行政命令,必然导致浮夸风和瞎指挥。

怪象在褚时健的视野里越来越多。褚时健的固定职务是行署人事科科长,负责整个玉溪地区干部的人事任免及干部的困难补助。所谓困难补助,是指月收入在50元以下的干部,地委组织部核定后,开名单给行署人事科,由褚时健这里发放补助。一日,时任行署专员的冯姓领导专门叫上褚时健一起吃饭。褚时健以为专员要谈工作,不以为意。饭桌上,专员拍着褚时健的肩说:"你不知道啊,我一天要抽两包'大中华',工资都被我抽完了。媳妇责怪我得很,说我抽多了。"褚时健听得云里雾里,他不知道专员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根据政策,专员家的收入不低,专员是国家干部13级,一月120元钱。专员妻子是干部17级,也有90多元。而且专员只有一个孩子。"我心里还在想,你家收入不低嘛,怎么抽个烟还被责怪?"

蓦然"右派"

褚时健越来越不理解当时的时代。在他看来,仗打完了,人民安定了,还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吗?他很迷茫。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他的信仰、理想,他丝毫不怀疑党的政策,但是,党的政策每每到基层执行时,为什么会夸张到如此地步?他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专员看出褚时健的疑惑,又拍他的肩:"你咋个没理解?"褚时健确实没理解专员其实是跟自己要福利费的意思。后来专员又专门请褚时健的岳母吃了一次饭,意思也是暗示希望褚时健把自己加在发放福利费的名单上,但褚时健还是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13%的比例还是让褚时健落下了罪名:同情"右派"。"我其实是思想简单,我总觉得要实事求是,党中央的话我们当然要听,但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听。明摆着一个爱党爱社会的人,我们都了解的人,就因为一两句话,非说他是'右派'。这种事情还是不合适。"

直到1958年底的一天,这位专员同志组织了一次针对褚时健的会议,会议主题就是要褚时健自己检讨,褚时健才恍然大悟。褚时健平时大概也知道一些专员对自己不满,不过严重到组织玉溪行署的所有科局级干部到会来让自己检讨,他的确没想到。

很快,玉溪的"右派"们卷好行李,被遣送到条件艰苦的玉溪元江县红光农场。这些人从此失去了正常人的身份和生活,失去了曾经计划或憧憬的未来。"右派"的身份犹如黥刑在面,成为永远的印记和阴影。

专员让大家发言,结果全体沉默,没人吭气。专员火了:"你们不说我说!褚时健你这个人事科长怎么当的?!专员要饿死了你都不知道!"褚时健坐在椅子上,一下就明白了:原来如此!他不禁笑了起来,心想:"专员啊,你真是肮脏了。"这一笑,让专员更恼怒,专员使劲拍了一下桌子:"专员批评你,你还敢笑!"

褚时健心里也明白自己如果把比例降下来,可能会出现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但是,"真的划不下去了",他说。他和王瑞亭在名单上一再删减、恢复、删减,最后,"无论如何不能再往上增加了"。他们将160多人减下一半。"右派比例13%,可以了吧?超出毛主席说的5%很多了。"褚时健对王瑞亭说。"本来按我的想法,7%就差不多能交差了吧?但实在没办法了。"他后来很无奈地说。

褚时健觉得深深失望,党内怎么出了这样的干部?只有私利,没有国家观念。褚时健苦恼极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褚时健无法接受这么大的"右派"比例,按他的一贯作风,心里不理解的事情一定要向上级领导汇报。于是,他将内心的疑虑向行署领导说了出来:"比例太高了!中央的指导意见是5%,现在我们这里都已经超过20%了!"但领导的想法和褚时健不一样:"还有的地方比我们高嘛!"褚时健不语,沉默良久。领导有些不耐烦了:"我们一定要拥护中央的决定。你可以把比例降下来,但后果你们也要考虑考虑。"

专员对褚时健的私怨似乎非常深,他甚至对一位地委副书记咬牙道:"不把人事科的褚时健划成'右派',你把我这个专员撤了!"

云南玉溪地区政法系统当时600多人,各级单位报上来竟有160多人,褚时健和任"反右"小组组长的玉溪行署秘书长王瑞亭一翻看名册,两人都沉默了。160多人里面,不少人是他们俩再熟悉不过的人,有曾经的战友、同事、要好的朋友。褚时健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些人会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人。"他们有什么能力去反党?也许就是说了几句话、提了一些意见而已。"他心里很清楚,这些人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白纸黑字,褚时健看得触目惊心。他无法想象这些人的命运,在经自己的所谓审核后,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8年底,全国'反右'运动已经接近结束,但运动突然回光返照般又卷土重来一轮,历史上称为"反右补课"。这一次,又划定了一大批"右派分子"。12月,褚时健接到通知,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

按当时的指导性文件,右派比例要在5%~10%。但是,在当时一边倒的政治鼓吹下,几乎任何系统、任何单位都揭发出了比这个比例更高的"右派"分子。更为糟糕的是,在上级单位对这种比例偏高的单位做出认可的姿态后,更多同级机关或单位几乎以竞赛的心态开始"揪出"更多的"右派"。

褚时健拿着通知书,无奈、委屈、愤怒......种种难言的情绪。他问行署专员:"你们揭发我这几条,哪条站得住脚?你顶多说我一句同情'右派'是不是?"

这场运动无疑让当时各级单位风声鹤唳,参与其中的人的思想压力和内心紧张可想而知。一日,褚时健在办公室仔细阅读了有关如何定性"右派"分子的文件后,内心很不平静。他拿着文件回到家,马静芬正在午睡,褚时健"啪"的一下把文件扔到床上,闷声在一边坐下。马静芬被惊醒:"你做什么?"褚时健低沉着声音,几乎有些恼怒地回答道:"你看看!"

话别

一旦被划为"右派",就必须尽快到指定农场或其他指定下放地方去报到。褚时健的新去处是红光农场。褚时健一夜未眠,心情不平静,不知道该找谁说。第二天,一个星期天,褚时健去了马静芬工作的大庄中心小学。那段时间,女儿在大庄和马静芬待在一起,他去和妻子女儿告别。

1957年6月,当褚时健看到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右"运动红头文件时,他正任玉溪行署人事科的科长。很快,早就训练出政治运动神经的各级地方组织行动起来,褚时健被迅速任命为玉溪地区政法系统的"反右"小组副组长。

马静芬已经有了预感。在褚时健来之前两天,玉溪政府就有几个人到了她的住处,"背了枪,到处翻,到处找,把我吓坏了"。背枪的人什么也没透露,只说来找东西,马静芬不敢反抗,只能抱着女儿躲在角落。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影响深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起的第一场波及全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运动。

之后两天,没有任何说法和消息,她决定回到玉溪家中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把女儿映群背在背上,她准备出校门找找车,看能否把她们母女捎回玉溪。正走到校门口,她竟看见褚时健脸色低沉、脚步匆匆地走来。马静芬问他:"你怎么来了?我正要回家去。"褚时健的回答好像生了气:"还回什么家?走,走!去你宿舍。"

1957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著名反思电影《芙蓉镇》,里面有一个出身贫农的无赖角色王秋赦,在解放后的各个政治运动中如鱼得水。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彻底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后,他失落到发了疯,每天在镇上敲着破锣大叫:"运动啦!"

两口子带着孩子急匆匆回到马静芬的宿舍,甫一进门,褚时健就掏出家里的存折交给马静芬:"你放好。我要走了。"马静芬大惊,待褚时健告诉她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要马上去元江了,马静芬心里已经乱了套,只是问:"过几天就走,你咋个现在才来说?"褚时健告诉她:"我被管制了,没办法告诉你。今天能来都是因为星期四就要走了才让我来的。"马静芬慌了神,眼泪流了下来:"那我们去哪里?"褚时健沉重得感觉自己都要受不了了,他定定神告诉妻子:"你们就在玉溪待着,好好过。以后的事以后说。"

风暴来临

有时想想,满地鸡毛蒜皮的生活对于普通人其实是幸事,起码这意味着生活无大事。每个人都可以随口、随时抱怨生活里的小麻烦小磕碰,但真正的大风大浪来临时,有几人能承受?

几天后,195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没有新年的明媚,四处阴云密布。褚时健收拾简单的包袱,与另外一些"右派分子"一起,坐上一辆破烂的客车,去往元江县红光农场,去往他人生中、命运里前所未有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