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第三章 快马加鞭

能源与交通的投资

无论是海外基地的建设,还是配套企业的投资,褚时健都是围绕着香烟在布局。不过,随着红塔集团发展越来越快,其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他的投资思路越来越广。他一直在积极地寻找烟草之外的投资项目。"我总是要给我们的钱找出路。"

世间的事就是如此让人唏嘘,在翠湖宾馆聊天的他们没想到多年后两人能从串换的甲乙双方变为携手的商业伙伴。而红塔仁恒纸业成立之时,两人也没想到有一天在褚时健的法庭判决书上会有钟声坚的名字。这,都是后话了。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从1986年开始,汽车工业被国家列为支柱产业之一,他敏锐地感觉到汽车工业的发展将迎来一个高峰。1992年,他本来准备涉足汽车工业,但是一个重要人物改变了他的这个初衷,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

值得提及的是,仁恒的掌门人是新加坡著名的华人企业家钟声坚。他和褚时健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相识,只不过那时他是众多拿着准购证和准运证,与玉溪卷烟厂进行串换的有着纸厂、铝箔厂等企业的广东企业家。钟声坚经营企业有方,也很有商业理想。他在广东商业成功后移居新加坡,奋斗几年后,在新加坡也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天地。他与褚时健这次合作红塔仁恒纸业,显然有把当年的商业合作继续提升的意思。钟声坚对褚时健印象最深的是80年代中后期,一次两人在昆明翠湖宾馆见面,褚时健一直兴致勃勃地跟他聊烟草的一些国际厂家,说到哪家的品牌有多少,质量有多好。钟声坚说,那时大家都一心想着如何壮大自己,根本不敢想如何跟国际企业一比高下。但褚时健就说:"玉溪卷烟厂以后应该也能做成这样。"

1992年,朱镕基到玉溪视察,专门到了一趟玉溪卷烟厂,由褚时健汇报当时烟厂的生产情况。就是在这次工作汇报中,褚时健跟朱镕基提到了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也谈了准备投资汽车工业的想法。

引进的这些设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烟纸制造机械,从此彻底解决了红塔集团依靠进口高档烟纸的难题。1996年,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核鉴定,证实红塔仁恒纸业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填补了中国不能生产高档烟纸的空白。

朱镕基听后,肯定了他寻找多方面发展的思路,但是建议他不要再投资汽车领域,因为当时国家已经出台政策扶持一汽。朱镕基给他的建议是,可以在能源和交通领域寻求新的发展。褚时健当然会听取朱镕基的意见,他开始将关注点转移到交通和能源领域。

褚时健选择新加坡的仁恒工业作为合作方,在技术和设备问题上秉持褚时健一贯的观念:世界一流。红塔仁恒纸业的投资预算总额达到了5亿元人民币,为了节约成本,负责项目的工作人员认真考察研究之后,选择了一个最节约成本的方案:分开引进设备,然后再组装。这样的方式节约了1亿元成本。

昆玉高速是从昆明直达曼谷的国际大通道的第一段,全长不到100公里,起点在昆明市官渡区的鸣泉村,终点在玉溪市的高仓,是云南省的第一条六车道高速公路,也是第一条由企业出资控股参与建设的高速公路。这个企业就是红塔集团。

褚时健最初的想法是要把这家造纸厂建设在玉溪,但是却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人才的限制。当时全国的高级技术人才都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云南省,尤其是玉溪地区很难引进专业人才。于是,褚时健及时调整策略,将造纸厂的厂址设在了改革开放前沿的珠海。

1996年,红塔集团与云南省交通厅签订共同出资建设协议,将原来的二级公路建设为高速公路。从玉溪到昆明,当时确实路况很差,经常出车祸。作为云南省第一条由企业出资兴建的公路,红塔集团享有30年的收费权。

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是褚时健主持投资的又一个大型配套企业。他投资这个项目,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内无法生产的一种香烟用纸----涂布白卡纸。这是一种高档香烟的专用包装材料,由于技术含量高,生产难度大,当时国内的机器设备根本无法生产。红塔集团生产的高档香烟必须依靠进口才能满足对这种纸的需求。

关于收费权问题,褚时健很明确地表示:"这个收费权归不归红塔倒是无所谓,路修好了对大家都有益。"他认为如果能够把路修好,即使不赚钱也能够提升红塔集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企业品牌的建设也是有利的。

蓝鹰造纸厂始建于1971年,原名红星造纸厂。褚时健准备投资的时候,红星造纸厂是一个濒临破产的亏损企业。但是这家造纸厂的规模和人员,以及距离红塔集团很近的优势,依然让褚时健认为对它的扶持是可行的。经过红塔集团的投资和扶持,如今的蓝鹰纸业已经成为国内一流的卷烟纸生产企业,拥有两条高档卷烟纸生产线,获得"中国轻工业500强企业"等多项荣誉。蓝鹰纸业成为国内众多香烟企业的供应商。

修玉溪高速的总费用达25亿元人民币,其中13亿元由红塔集团出资。至于这条高速修好之后是否赚钱的问题,褚时健非常肯定地回答:"这一条路的车流量特别大,三年就把修路的钱赚回来了。"

对于褚时健来说,香烟周边配套企业的投资最大的收获不是获利,而是全面降低了玉溪集团的香烟生产成本,保证了辅料供应的质量和数量。相关数据显示,配套企业的投资至少为红塔集团节省了1/3的生产成本。同时,这些投资也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发展,当时由红塔集团直接投资的位于玉溪市的红塔造纸厂和位于建水县的蓝鹰造纸厂,在全国同行业中的排名已经跃居前列。

他这样形容:"它就像印钞机一样,在通往昆明的收费站口,几乎每天都排一两公里的长队,过收费站交费。每年收入高达5亿多元,而支出仅仅是人员工资和日常维护费用,也就在五六千万元。"

褚时健根据红塔集团的实际情况,选择了滤嘴、造纸和印刷等几个行业作为投资对象,或者直接投资建厂,或者与实力雄厚,尤其是技术力量强大的企业合作。

如果说玉溪高速的修建是褚时健以做公益的心态进行的投资,那么澜沧江水电站项目则是他投资规划中的重要一环。为此,他付出了大量心血。

红塔集团成立之后,褚时健对投资战略有着明确的思路,那就是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一律不考虑。但是,这个政策并不包括对烟草配套行业的投资扶持。为了避免在投资过程中遇到政策的阻碍,褚时健采取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那就是充分和企业所在的当地政府做好沟通,了解当地发展经济的政策和重点项目,然后根据红塔集团的需求与政府部门协商,最后再经过政府的批准进行有的放矢的投资。这样一来,就有效地避免了地方政策和企业扶持间的矛盾。

1993年,褚时健就开始谋划成立一个电力企业,并且邀请了当时担任玉溪水电厂厂长的刘会疆参与进来。当时国家也在努力进行水电站的建设。

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依然相对落后。当时红塔集团需要的香烟滤嘴、纸张等依然依赖进口,不仅价格高,数量也受到限制。对于已经崛起于世界企业之林的红塔集团来说,要发展就必须扶持国内与香烟有关的配套企业,让这些企业跟上红塔集团发展的步伐。

1986年,国家提出了"西电东送"的设想,希望将西部地区,包括贵州、云南等省区的电力资源输送到紧缺的江浙和京津冀地区。南部通道是将贵州乌江,云南澜沧江和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的水电资源,及坑口火电厂的电能开发出来送往广东。

投资配套企业

1995年9月,红塔集团成立。在海外基地的经营上,褚时健充分利用了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但是在国内的管理中却必须面对具体问题。在解决了原料、设备、外汇等众多难题之后,一些原本没有提上日程的"小问题"逐渐成为制约褚时健企业发展战略的短板。

国家电力部门和褚时健同时在筹划创建澜沧江水电站事宜。投资澜沧江水电站需要16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总额,建成一座六级电站。褚时健的计划是在11年内建设完成。按照红塔集团每年60多亿元的资金计算,11年是可以完成投资的。除了红塔集团的出资,他还准备与电力公司合作,以及通过电力股票的形式解决投资问题。不过,他的设想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他迟迟没有收到回复意见。

新加坡基地的经营收入按照规定是可以归企业自由支配的,从此以后,褚时健购买设备等的外汇使用就避免了从国内申请的烦琐手续。

褚时健的能源投资设想没有得到上级部门批准,由云南省政府和电力局联合投资的大朝山水电站却已经破土动工了。大朝山水电站是澜沧江干流的第二个梯级开发工程,第一个工程为漫湾水电站。也正是大朝山水电站的建设使他的设想有了实现的希望。这个项目刚刚开工,就遇到了工程款不足的困难。

对于新加坡生产基地的管理,褚时健采用了精简的策略。因为有着世界顶级烟草企业作为生产基地,销售又有熊德龙的企业负责,褚时健不参与管理,只派玉溪卷烟厂的三个骨干人员在基地坐镇,根据每周的生产、销售情况负责结算和收款的事宜。

于是,就有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红塔集团加入大朝山水电站建设的转变。他们计划由四方共同出资,成立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褚时健权衡再三,确定了利益均衡的方案,在新加坡基地生产的每箱红塔山,就有75美元的收入划入英国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账户。而熊德龙的海外代理价格也有了绝对的优势。在这种三方利益平衡的情况下,看似做出很大让利的玉溪卷烟厂,第一年外汇创收额度就有1.8亿美元,在核减相关各项成本费用和税费之后,净利润也达到了3000万美元。

在公司成立相关事宜谈判的过程中,褚时健委托的谈判代表提出了红塔集团的条件。

这种类似于现在品牌代理加盟的合作模式是褚时健的独创,当时在国际上这样的办厂方式也并不多见。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要解决外汇创收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充分考虑了国家的政策。根据198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国外投资的审查程序非常繁复,需要批准的部门多,手续多。所有的手续都办好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等办好很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投资时机。

"红塔集团的参与必须要占较高的股份,按照企业化的方式运作,根据股份占有比例决定发言权,保证投资回报率在15%以上。如果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红塔集团将很愿意参与到项目中。"谈判代表的话说得底气十足。

玉溪卷烟厂海外代理的身份将熊德龙和褚时健两位企业巨匠联系在一起。1991年,在熊德龙的积极协调和努力下,褚时健联合了当时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作为生产方。英美烟草公司成立于1902年,是世界上第二大烟草集团,有着完善的烟草生产管理经验。熊德龙的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作为销售方,有着多年代理红塔山海外销售的渠道和经验。玉溪卷烟厂提供烟叶原料,然后派几名核心技术工作人员指导生产工作。就这样,玉溪卷烟厂与其他两家企业共同组建了一个集产供销于一体的海外基地。

其他的条件商谈得比较顺利,但是在管理权的争取上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云南省电力公司的领导坚决反对企业化运作方式,认为水电项目就应该由电力部门主管负责,与出资的金额没有关系。

熊德龙是印尼华人,是《国际日报》、熊氏集团的总裁。他在东南亚地区经营生意多年,有着良好的人脉基础。同时,他也非常注重在中国投资和兴办公益事业。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在中国创建了嘉应大学等多项公益事业,也投资了一些有前景的商业项目,其中就包括玉溪卷烟厂的海外代理项目。

最终谈判的结果是成立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红塔集团的提议通过了。在最终的股权比例上,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云南红塔集团、云南省投资公司、云南省电力公司四家股东分别为5∶3∶1∶1,也就是说红塔集团占有30%的股份。

为了建立海外生产基地,褚时健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他都走了一圈。生产基地之所以最终选址在新加坡,离不开一个重要中间人的牵线搭桥,他就是熊德龙。

时至今日,红塔集团新的领导班子采取了收缩战略,不断割让股权,现在持股仅为12.6%。但是即便如此,这一项投资每年为红塔集团带来的收益也非常可观。

海外发展

从1981年褚时健引进第一台英国卷烟设备开始,他的视野已经具备了国际化的高度。随着玉溪卷烟厂的崛起,褚时健的国际化思路也在不断地调整。从引进国外设备、学习国外技术,到向国外销售香烟、出口创汇,再到输出技术、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创收外汇,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褚时健已经从烟草行业的无名小卒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企业的领导者。

金融布局

在华夏银行的网站上,股东介绍页面有这样的内容:"×××,董事,现任红塔集团董事长。"红塔集团也是华夏股份制改造后的第一批股东。华夏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在1995年开始的,也是在这一年,褚时健带领的红塔集团开始涉足金融业。

关索坝工程本来计划1998年竣工,但李穗明不愧是全厂上下都称道的总工程指挥,关索坝工程不断提前竣工时间。仅仅一年零三个月后,第一条制丝生产线就投入了生产。1996年3月,工程彻底竣工,完成了24万平方米的厂房建设。建成后的新厂区有两条全球最大的制丝生产线,有每分钟就生产600包卷烟的卷烟机,也有全自动化的物流、仓储系统。整个新厂区的生产能力是一年200万~300万箱。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烟草生产系统。

在入股华夏银行的谈判过程中,红塔集团投资负责人根据褚时健的意见,强势地提出了要求,不仅要以"红塔集团"的名义进行这次股份制改造,而且红塔集团还要在董事会中有发言权。华夏银行权衡再三,决定同意红塔集团的要求。但是华夏银行的条件也同样苛刻,对方说:"如果要华夏银行同意你们的要求,那就必须在一周内为华夏银行注资5.4亿元人民币。"

一道险关,又一次闯过。

对于当时的红塔集团来说,这些钱并不成问题,于是,在电话中褚时健当即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达成协议的第三天,红塔集团将资金汇入华夏银行账户,同时成为其第三大股东。

最后褚时健顺利地让邹家华在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

当时国企改革的放权力度较大,企业负责人可以决定上亿元的费用使用情况,因此享有较大的经营收入支配权,这也是褚时健能够通过电话就果断做出决定的主要原因。

兜兜转转几个话题后,褚时健终于把话题引到了自己的难题身上。邹家华毕竟是管理工业多年的副总理,一听就明白了褚时健的麻烦所在,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们用自有资金发展,不用国家掏钱,这有什么不让干的?"

在对华夏银行的投资成功之后,褚时健又陆续投资了光大银行、交通银行、富滇银行等多家银行企业。按照褚时健的金融布局,他要通过这种参股和控股的方式,逐渐打造一个中国最具实力的金融帝国。

既然是国家部委的指令,也只能找中央领导了。褚时健联系到负责管国家计委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选择了晚上去邹家华家谈自己的想法。

因此,除了银行领域,当时红塔集团的投资还深入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入股国信证券和中银国际证券之后,红塔集团又以第一股东的身份组建了红塔证券。同时,华泰保险、太平洋保险也有红塔集团的股份。

解决问题。褚时健在烟厂十几年,就是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地解决,程度轻重而已。这一次,算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20世纪90年代,红塔集团的金融投资步伐很快,在资本市场表现十分活跃,当时已经持有不低于10家金融企业的股份。之所以取得这种成就,除了褚时健在投资领域的决断力和敏锐性外,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

褚时健怎么办?

红塔集团的金融布局要远远地提前于国内的其他国有大型企业,这要得益于褚时健开阔的视野和更具野心的战略布局。以红塔集团的金融投资为例,虽然没能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的第一,但是其投资回报已经达到上千亿元人民币。

最糟糕的是,准备给新厂房的设备都已经在国外订了,合同签了,预付金付了。按照国际惯例,毁约方要赔偿合同价的15%。按照褚时健购买设备的金额,这意味着一旦毁约,将赔偿外国厂方五六千万美元。这才真是大祸临头,五六千万美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个罪谁担当得起?谁敢担当这样的大罪?

褚时健在红塔集团任职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在烟草配套领域、金融、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布局。而这些并非是他的全部规划,在他的投资版图中还有一块没有来得及涉足,那就是医疗领域。

这无异晴天霹雳,褚时健万万没想到,一份自己连听都没听说的文件给自己画了一个叉。如果是一个小工程,停也就停了,但褚时健知道,已经上马的关索坝工程根本不可能停!四五千工人三班倒在工地上马不停蹄地干活儿,阵仗已经拉开,摊子已经铺大,怎么收?!

如果褚时健的人生没有出现转折,那么中国制药业中也将有红塔集团的身影,并且很可能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他的继任者虽然没有放弃医药领域,相继控股了云南白药、昆明制药等云南省著名的医药企业,但是尚没有在业内占据优势地位。

所以,国家计委在最快时间里通知玉溪卷烟厂:停止扩建工程。

1995年9月19日,云南红塔集团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卷烟厂整体注入玉溪红塔烟草集团。云南红塔集团包括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玉溪地区烟草公司、大理卷烟厂、大理州烟草公司、曲靖卷烟厂、曲靖地区烟草公司、红河卷烟厂、红河州烟草公司以及尚待注册的云南红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红塔进出口公司等企业。两家集团公司均由褚时健任董事长,核心企业玉溪红塔烟草集团则由原昆明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字国瑞担任总裁。

所谓树大招风,玉溪卷烟厂这么大的改造工程,自然已经传出很远,涉及国有资产,国家计委自然把它作为重点审查项目,细细对比了各项法规和文件。结果,一份20年前的文件让玉溪卷烟厂的关索坝工程成为一个闯禁区的例子。该份文件规定,工厂扩大生产,扩大的范围不得超过原有资产的30%,否则视为违规。----关索坝投入80亿元,怎么可能只是原有资产的30%?

原玉溪卷烟厂的上下职工对褚时健的称呼一直都是"厂长",成立集团后依然如此,褚时健对"厂长"这个称呼也十分受用。曾经有人也爱叫他一声"褚老板",他还是觉得"褚厂长"这三个字让他更自在。

褚时健都蒙了,出了什么事?

红塔集团成立后,曾有媒体问他董事长和总裁如何分工。时年近68岁的褚时健说:"总裁管今天,董事长管明天。"

突如其来

正是关索坝工程热火朝天的时候,褚时健突然接到国家计委通知,工程停止,接受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