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二章 一家人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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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时隔多年后的一天。褚时健和马静芬带着一家人去看当年最红火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看到剧中人被打成"右派"后碾米的场景,马静芬潸然泪下,转头看看丈夫和女儿,两人也满脸挂泪。只听后排有人低声说:"还有这样的事?骗人吧?"马静芬的泪更如泉涌,她轻轻地说了句:"是真的是真的,我就是这样的。"

在半山住的日子,白天要好得多。刚去的时候,她看见褚时健倒腾了块菜地,心里还挺高兴。以前在玉溪时她就爱种点花花草草,现在早就没那个心思了,不过看到蔬菜,也有种植的快乐。她嫌穿了鞋到菜地里沾泥,不卫生,索性把鞋脱了站到菜地里去干活儿。村子里的人都跑来看城里女人:"你们看你们看,那就是老褚的爱人,昆明来的呢。哎呀,她也会光脚?!"

还有更让她害怕的事。木屋旁边有一个队上碾米的水碾,晚上要合上水闸,白天再放开。这个工作在她和女儿来之前,一直是褚时健在做,现在轮到她了。每天晚上马静芬都必须提着马灯,颤悠悠地走到水碾边合上闸,再颤抖着回屋子。农村的晚上,安静得虫子跳动的声音都听得到,但就是这些声音能把马静芬吓个半死。加之3岁的映群害怕一个人在屋子里,不停叫妈妈,更让她神经紧绷到了极点。

后来不知为什么,菜地不让种了,大概还是怕影响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政策。马静芬作为家属被农场安排去养猪,40头猪,一天4毛钱的工钱,月底本来应该是12元,但要扣这扣那,拿到手的工资也就只有8元钱左右了,加上褚时健的22.8元工资,家里的经济状况到了最低谷。以前在玉溪工作时,褚时健是干部17级,工资90多元,马静芬作为小学教师是44.5元,怎么都算是城市收入比较高的人。

尽管有心理准备,农场生活条件的糟糕还是把马静芬惊到了。她和女儿刚到没几天,褚时健就被农场派出去挖竹笋了,这一去就是好几天。白天还没什么,一到晚上马静芬就觉得惊恐无比,半山的环境,周围几乎没人家,晚上没电,要靠点马灯取光。一天晚上,马静芬抬头竟看见一条蛇盘在屋檩子上,一动不动。马静芬魂飞魄散,不敢动更不敢睡。她把孩子抱在怀里,眼睛盯着那条蛇,失魂到天明。

"想得通吗?"许多年以后,我问均已年过80的褚时健和马静芬。"想得通。那个年代,个个都是这样。"马静芬说。褚时健看看妻子,说:"还能想什么呢?什么都不想了,我们当时是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艰难岁月

的确如褚时健所说,为了丈夫,马静芬把自己下放了。1959年10月,马静芬带着女儿褚映群,到红光农场与褚时健团聚。

对于夫妻俩来说,在红光农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莫过于褚时健差点命丧元江的那一次。

马静芬毕竟也是参加过革命的人,并非一般家庭主妇,她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忠诚、忍耐、吃苦,是他们那一代人最推崇的品德。

农场食堂的燃料、褚时健烤酒的燃料,农场都是让褚时健去找来。所谓找,不是买,也不是上山砍伐,因为不允许,而是去元江的江面上捞。在西南地区江边生活过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因为江两岸是大片的树林,江上总会漂来一些大大小小的木头,这些地区的燃料一部分就是靠这些江面上源源不断漂流下来的木头。遇到夏天下大雨涨大水,江面上还会出现不少粗壮的大木头。1960年夏的一天,褚时健带着几个人去江里捞木头,正是元江下了场大暴雨、涨大水的时候。江水水流异常急,山洪裹着许多八九米一根的大木料冲袭而来。褚时健记得当时的水流迅猛得一秒钟能有几千方水那么夸张。别人看着这么猛的水势是危险,但褚时健眼里看到的却是大木料,而且他知道这么大的水势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到时大木头也没了。所以没吃中饭他就催促跟着自己的两个农民说:快走快走。

回到昆明,马静芬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到元江去陪着褚时健,而且她知道其实褚时健也是希望自己和女儿去的。她想得很明白,一家人怎么都要在一起。而且在红光农场,大家都是"右派",谁也不会欺负谁,谁也不会看不起谁。"苦又怎么样呢?精神上大家都平等,放松很多。"她已经受够了别人把她当"右派"老婆来看待的境遇了。

到了江边,褚时健交代两个同行的人,准备好绳子把捞起来的木头拴起来,自己则卷起裤腿往江中心游过去。虽然每次都有人跟着褚时健去捞木头,实际上每次下水都是他自己。他水性好,也不以为意。他迅速地在江中心把一根根木头推到岸边,中午饭没吃,就一直在江里泡着,直到肚子感觉有点饿了,岸上的同伴也在大叫:"老褚,够了,回去了。"这时他看见顺着江水漂来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便想着捞了这根再走,于是又朝江中心游过去。没想到树太粗大了,捞起来很有难度,而且这时水势突然又大起来,水流拍打在岩石上,不断改变江水的流向。褚时健一下在水里失去了方向,一向水性好的他也有些懵了,他知道这是碰到危险了。于是赶紧把木头放了,可是,已经有些来不及了,一个更大的浪打了过来,岸上的人再往水里看时,已经看不到褚时健了。

"那里太苦了,热起来四十一二度,吃没口好吃,住没处好住。我农村长大的还好说,她们两个从来都在城里待着,习惯不了。我不愿意她们在那里。"褚时健说。

褚时健几乎被卷到了漩涡里,他拼命地游,拼命地试图抓住一块大石头,但怎么也抓不住,就这样被水流裹挟着越冲越远,岸上的人怎么呼叫他也听不见了。多年后他回忆说:"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只有一个念头,我死也就死了,但家里的两个人怎么办?"想到这里时,他越加奋力去抓,就在那一刻,他居然奇迹般抓住了一块大岩石。"那股力气怎么来的,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马静芬终于到了农场,她看到了比自己想象中还要艰苦的生活:屋子不像屋子,床不像床,褚时健也憔悴消瘦无比。马静芬对褚时健说:"我们还是不走了。"但褚时健不同意:"不行,你们回去。"马静芬看褚时健态度坚决,没有多问,在农场住了几天后,褚时健找了车,送她们回了昆明。

"是她们让我活了下来。"褚时健每次说起这事,都这么说。

马静芬看了信,什么也没想,立即动手开始收拾行李,然后抱起女儿,出门去找车。那时,昆明没有班车前往元江,只能自己找车。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邮电局送邮件的车,说了无数好话,对方终于答应在后面货箱的小小窗边挪出一点位置,让她们母女俩坐下,一路颠簸就往元江赶。

尘土里开出花

妻女的到来的确让褚时健多出了许多对生活的期望,一个人时,每每想到自己的际遇,心里总有些脆弱的时候。

1959年夏天,一家人已经分开半年了,马静芬接到褚时健难得的长信,里面谈到自己在农场的生活,说到某某的老婆到农场来看望了丈夫,又谈到董学龙已经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妻子已经带着孩子另嫁他人。大家没想到董学龙这么快就平反了,可惜再也无法和妻子女儿团聚,一家四口搂在一起哭得很伤心......最后,褚时健写道:"你要不要来农场看看?"

他记得马静芬来后,有一次两人一起走过公路到别的村子办事。经过公路道班的房子时,马静芬盯着看了好久,对褚时健说:"这辈子要是能到道班来工作就好了,到时能给我们这样一间房子吧?"褚时健点头:"嗯,能住这样的房子,那真是顶呱呱了。"其实道班的房子都是临时建的,出了名的简陋,但对于住着四面透风漏雨房子的他们来说,那间粗糙的砖瓦房都是一种奢望。

马静芬就这么在昆明过着寡淡无味的贫困生活,她有时也说不清未来会怎么样,丈夫在农场的情况,也只能通过书信里的点滴了解到,但她知道,人在书信里大都报喜不报忧。她在农村工作过,想象得到那里的艰苦程度。

不仅房子住得不安生,吃饭也成问题。1959年到1960年,正是全国上下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农场所有人都是吃大食堂,不准自己开火。食堂能提供的,到了1959年,基本都是稀饭为主。有时粮食实在跟不上,每人只能定量一勺或者半勺,"右派"们很多都得了水肿病。

她还必须考虑自己和女儿的生活。丈夫褚时健被下放到了农场,收入剧减,一个月只有22.8元的工资,7元伙食费上交农场,留3元零花钱,剩下的都寄给马静芬。对于马静芬、褚映群和马静芬母亲在昆明的生活来说,这十来块钱只能勉强糊口。所以她必须找工作。还在床上躺着休息的时候,家里人就帮她从外面接街道编织合作社的织毛线活儿给她做,织一天也就几毛钱工钱。但也还是要织,不然连几毛钱都没有了。等到身体稍好一些,马静芬就申请到附近街道的一家毛巾厂去做工,说是工厂,其实是规模很小的合作社。厂里安排马静芬做了产品保管员。马静芬心里还是有些开心的,因为总算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只是每天上班赶公交时她都得抱着女儿,实在太累了。女儿没人带,走哪儿她都自己带着,好在那时的工厂管理不严,职工带个孩子上班,领导也当没看见。

褚时健总觉得自己怎么都好办,他担心的是马静芬和褚映群。"一个女人,一个小姑娘,没吃的咋个整?我总要想办法的。"翻箱倒柜想办法,还真被他翻出了办法:在玉溪他偶尔去钓鱼,备了几十个鱼钩,马静芬打包家中不多的家当带来元江时,竟还把这些鱼钩塞到了箱子里。褚时健大喜过望。捉鱼啊!这可是他的老本行。

回到昆明,怀孕的马静芬身体每况愈下,她找了一天时间,去医院做了手术,放弃了这个孩子。"怎么可能要?那种情况下。"丈夫不在身边,没有收入,身体不好,孩子还小......马静芬找不到一条理由要把第二个孩子生下来。

著名的红河就在住处附近,褚时健当即就和马静芬拆了破线衣,碎线头搓成了粗长线,加上鱼钩、木棍,自制了鱼竿。当晚他就跑到红河边下了钩。没想到第二天真有收获,一条大鱼稳稳当当被钩在鱼竿上。

马静芬就此离开了学校,她收拾好家里不多的家当,收好家里的一张200元存折,抱上3岁多的褚映群,回到了昆明娘家。

此后褚时健有空就去河边下鱼竿,很多个傍晚,他们的木屋前就会悄悄用石块垒出一个灶,架上一口锅,叫上一起干活儿的农民和队里的"右派"同志们,喝上一口鱼汤。大家都是苦水泡着的人,平时和老褚也相处得好,自然没人去告发这里在私设灶台。

马静芬不知该怎么回答领导的问题,没想到领导早就想好了:"你要不就这样吧,班不要上了,彻底请假。工资不发了,编制给你留着。"领导的意思,就是后来80年代人事政策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停薪留职。没几天,领导就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马静芬因为生病,请假回家,工资停发,编制保留。

"鱼竿有功劳啊,我们一家都没得水肿。"

马静芬找到文教科的领导请假,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她坦陈自己上起课来都有困难,因为心情实在太糟糕,身体健康状况也开始下降。领导倒也不意外,问马静芬:"请假?多少天呢?"马静芬答不上来,她真的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目前的状况,她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许多"右派"的妻子都选择了和丈夫离婚以求自己和孩子的安定,但马静芬从来没这么想过。一年多前,她跟褚时健提出过分手,原因是自己的入党转正被停止了,她心中无限委屈,觉得自己这么落后,会拖了褚时健的后腿。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褚时健:"我们分开吧......"褚时健接到信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她教书的学校,夫妻俩谈了很久。事后马静芬想起,褚时健根本没有和她谈分不分手的事,他只是帮她分析了为什么入党申请被停止的原因,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谈了很久。谈完,褚时健就回了玉溪。这件事后,马静芬心里知道,自己和褚时健是不会分开的。作为妻子,她虽然觉得褚时健粗心了一些,有时让自己很生气,很怀疑自己是否选择错了人,但她从未想过要离婚。至于"右派"身份,那不是国家划的吗?和她马静芬有什么关系?"我不能做落井下石的事情。"马静芬说。

有时候还要和农民换点东西吃。但农场的东西,都是国家的,拿什么去换呢?褚时健总是有办法,农场里的果树摘完果子,树上还挂着一些,眼看就要掉在地上了,褚时健会去把果子收过来,把中间一层削出来,塞点自己榨的糖进去,然后放在火上煮。这是褚时健在玉溪时听一些北方干部说的蜜饯做法。元江当地的傣族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喜欢得不得了,冲着这些蜜饯,总是悄悄从村里带出来许多吃的给褚时健和队上其他"右派"。

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因为哥哥的变化,不愿意在玉溪待着,回到了华宁老家矣则。后来褚时健到了新平后,他也跟随到新平,并在当地娶妻生子。

"他在哪里都会把生活搞好的,搞生活他有一套。"马静芬不爱说甜言,她并不怎么表扬自己的丈夫,但说到生活技巧,她从来对丈夫不吝赞美。

辗转只为团聚

马静芬在褚时健离开玉溪后就无法再待下去了,她已经明显感觉到领导和同事们异样的眼光。一个"右派"的老婆,好像无论怎么生存都是会遭到非议的。偏偏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怎么办呢?她突然想离开玉溪,丈夫不在身边,每天和3岁的女儿待在一起,心里总是无法摆脱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绝望。褚时健写信来说:"你最好带着姑娘去昆明。"昆明有马静芬的娘家,褚时健大概觉得这样起码有人在边上照顾她们母女。

"我们啊,那是叫花子养鹦哥----苦中作乐。"褚时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