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第三章 启动改革

褚时健开始着手改善烟厂的生产情况,包括对工人生产规范的要求和规章制度的执行。尤其是在烟叶的筛选和包装纸张的选择上,他更是亲自出马负责把关挑选。为了避免因为生产环节出现的缺货情况,他要求职工增加抽检的频次和数量,自己也经常在检验环节参与检验。

整顿工厂

除了改善生活条件,褚时健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生产改革。在褚时健的观念里,产品的第一要素是质量,第二要素还是质量,第三要素依然是质量。"谁愿意花钱买差的东西?"一件"好东西"在他看来,的确太重要。

几个月的时间内,褚时健很少能够按时上下班,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在车间监督生产,困了累了就在办公室眯一会儿,养养精神继续与一线职工一起工作。当年的工人还记得褚时健清晨5点出现在车间时的情景。"厂长好像脸都还没洗,但人倒是精神得很,进了车间也不怎么说话,到处看看到处摸摸,有时就站在一边看我们干活儿。"褚时健算准这个时候夜班工人和白班工人正交班,他来看看工人的收尾工作和准备工作。

短短一两年,玉溪卷烟厂就成为玉溪地区职工生活最好的工厂。

细节是魔鬼。褚时健对工人进厂的着装也开始修正。那时工厂并没有严格要求工人必须着工装,80年代初的小青年,长头发、喇叭裤很有市场。尤其是在工厂工作的上海知青,对这些时髦穿着比较热衷。褚时健是个传统的人,从心里不喜欢这些怪里怪气的打扮,而且喇叭裤明显有违安全生产要求:如果裤腿卷进机器,是会出事故的。于是他让工会主席拿了把剪刀到车间,看见大裤腿就剪,几天下来,没几个人敢穿了。但对于长头发就不太好下手了,而且回到家也遭到了马静芬的反对:"你凭什么剪人家头发?"褚时健说:"不好看!"马静芬说:"剪裤腿是影响安全生产,长头发哪里影响了?你说不好看,人家觉得好看!"褚时健想了想,妻子说得的确有道理,于是放过了厂里的一众长发。

串换的方式实在好用。除了改善职工的伙食,褚时健还通过串换的方式,用香烟为职工换来了折扣价的家用电器,如电视机、收音机、电风扇、电熨斗等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虽说是串换,但也是要花钱购买的。褚时健以出厂价将香烟卖给对方,对方再以一个较好的折扣将产品卖给褚时健,互惠互利。不久,褚时健用串换的方式从广东丰田公司购来一辆丰田皮卡,总共只花了人民币1.7万元。

厂里的卫生必须整顿,褚时健强调车间地面不能有烟丝或散烟,所有纸箱必须分类清楚码放整齐。工人们刚开始很不习惯:"家里也没这样啊!"但规定就是规定,而且责任还到每个车间主任身上,和车间主任的奖励工资挂钩。几个月下来,车间虽然依然厂房破设备旧,但秩序井然。工厂内生活区的窝棚也必须拆除,这事褚时健交给了妻子马静芬处理。马静芬调到玉溪卷烟厂时,在行政科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行政科向来人浮于事,马静芬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定位。褚时健在整顿厂区环境时,想成立一个工厂服务大队,专门建设厂区厂貌,他想到了在纸厂时就表现很优秀的马静芬。但马静芬觉得"服务大队"的名字很不像一个正式科室名,建议褚时健改个名字。办公室的人想了半天,说:"要不叫绿化科?"马静芬本来就喜欢花花草草,当下就同意了,她于是做了玉溪卷烟厂绿化科的第一任副科长。上任伊始,褚时健就交代了任务:把厂区环境整饬一新,让工人有一个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本来以为是一件非常难处理的工作,因为工人们对自己搭建的鸡棚鸭棚很是在意。但马静芬有办法,她一家一家做工作,几个月内,把厂区的"违建"清理一新。"她做事还是麻利的。"褚时健说。"哪有那么容易?"马静芬说,"人家抱着芦花鸡说用来下蛋的,费了好大的力才说服的。"

烟厂职工的生活水平眼看就起来了。

改变观念

整顿工厂最主要是整顿工人的观念。在国企,"大锅饭"已经吃了20多年,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但褚时健对此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是经历过人民公社大食堂的人,'大锅饭'吃起来开头热闹,但慢慢就不香了,更不够吃了。"

一次,四川烟草公司的人到玉溪卷烟厂出差,到食堂吃饭,觉得烟厂的伙食实在好,于是给褚时健建议:"四川猪肉多,我们可以给玉溪卷烟厂提供火腿。"褚时健问:"怎么提供法?"四川烟草公司的人说:"串换嘛,你们有烟,我们有肉。"褚时健一拍大腿:"这个事合嘛!(这件事可以啊。)"烟厂于是把红塔山和红梅运到四川烟草公司,对方换过来质量上好的火腿,烟厂在食堂低价卖给职工。

如果说褚时健在没进入新平曼蚌糖厂之前,对现行经济制度还没有思考的话,在站到了企业经营一线之后,他对于经济体制的思考就开始了。在1979年国企启动改革的阶段,他的观念又一次被触动。

褚时健将这批购买的猪肉平均分配,每个人每月都能吃到16斤猪肉,在当时这是非常难得的。20世纪80年代,人们购买东西需要凭粮票、肉票、布票等,每个人的购买量都是一定的,而且量很少。人们每个月能吃到3斤肉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企业就是要挣钱的。"这是他从一开始就确定的想法。大概每个做事的人都会有一个最初的疑问:"为什么做这件事?"除了基本的生存,更高一层的意义在哪里?褚时健在糖厂期间,从基本的"把事情做好"而看到"做好"后的意义:对社会的、对政府的、对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意义让他落实到了一点:企业的本质就是逐利。企业有了利润,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意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要认识并承认这一点,的确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同时,褚时健也在着手改善职工的伙食。当时,云南市场上的肉类供不应求,厂里的食堂很少给大家做荤菜,职工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肉星儿是常有的事。褚时健从任新民等人的口中了解到,大营街是玉溪一带向市场提供猪肉最多的地方,每天都要卖出几十头猪。褚时健主动和大营街的村领导商量,每天向他们购买一批生猪,请村民直接送到厂里。

至于企业怎么才能挣钱,在褚时健看来,一团和气肯定挣不来钱。他年少的时候,如果不想着在烤酒时比别人的出酒率高,他不会想出来那么多办法,也就挣不来比别人高的卖酒钱。"只有竞争才能带来利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在社会上很流行。在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是一种消磨竞争意识的说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褚时健并不是很认同。"做任何事情都要讲个本分。企业的本分就是要赢利。"

后来,他回忆说:"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厂里一直在盖房子,争取让大家住得舒服些。"就这样,职工们不停地在换房子、搬家,七八年之后才稳定下来。在褚时健最后离开烟厂(离开时已改名红塔集团)时,在他任上为职工盖了5000多套房子。如今的玉溪市红塔区,有很大一部分较高档的小区都是烟草的物业。而且在他离开之时,集团账面上还有28亿元是专门用作员工住宿改善之用的。

"大锅饭"实际上就是抹平了人与人工作努力程度的差异和工作效果的差异,这对企业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褚时健在糖厂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厂里可以决定是否给职工盖房,但盖多大就做不了主了。在动工之前,纪委曾经来检查过,他们把房子的面积标准划定得较小,本来需要盖120平方米一套的房子,结果被缩成了80多平方米。对于两代、六七口人来说,这样的房子仍然太小了。不过,纪委的规矩不能逾越。于是,褚时健只能继续为大家盖房子。

在"文革"期间,公开讲"赢利"和"竞争"是不允许的,这和当时的政治氛围相违背。但到了1979年之后,褚时健觉得自己可以在工厂给职工们讲讲竞争了,而且他要实施起来。

"要质量,要时间。咯做得到?(能不能做到?)"褚时健问任新民,任新民老老实实回答:"做得到。"果然,仅仅4个月,任新民将3幢宿舍楼利利落落完成。褚时健和验收队去验收时,发现这批房子的质量比厂里原先盖的还要好。褚时健对任新民很是欣赏,决意以后厂里的房子都让他修建。这一合作就是六七年,也开始了褚时健和任新民长达几十年的忘年友情。

褚时健向职工们强调了两个竞争概念,一个是市场竞争,一个是内部竞争;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其中内部竞争是玉溪卷烟厂特别缺乏的,当然也是很多企业缺乏的,是直接导致职工工作热情低下的因素。

1979年底,任新民曾带领村里的建筑队给玉溪当地一个电影院搞装修,活儿干得很漂亮。玉溪卷烟厂基建科的彭科长去过电影院,对装修的质量非常赞赏,由此认可了任新民带领的这支建筑队。后来,烟厂的澡堂需要装修时,厂里就把这个活儿交给了任新民,他和队员们做得很认真。这次修建职工宿舍,褚时健又想到了他们。

初涉改革小失败

1980年,根据"企业可以适度奖惩"的国家政策,褚时健在工厂实行了奖惩制度。这几乎是一个实验性的制度,按当时的话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奖惩制度主要是针对工人的工作表现,由车间主任笼统打分决定奖励还是惩罚。因为没有具体的细项作为打分的依据,车间主任往往是凭个人印象对工人进行打分,并不客观,也没有说服力。而且,奖励幅度被限制到"全年奖金不得高于三个月工资",对职工并没有吸引力。仅仅实行了半年后,褚时健意识到这是一项不彻底的改革。不过他还是从这次尝试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那就是职工对于改变是接受的,当奖惩制度最开始实施的时候,职工们的情绪都很高。

从基建科的相关资料中,褚时健了解到,当时负责厂里建筑工程的那批职工效率非常低,盖6栋两层高的楼需要耗费3年的时间。褚时健计划修建3栋宿舍楼,这样一来就需要一年半的时间。他等不及,职工们也等不及。于是,褚时健决定另请一支建筑队。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大营街的一支建筑队,队长是一位叫任新民的年轻人。

下一步,该是褚时健挑战国营工厂实行了多年的计时工资制度的时候了,他要用实际告诉职工们:"大锅饭"吃不得。

褚时健哪吃这一套,立即下了一道厂长决定:将基建科长撤职,同时改编基建科。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烟厂各个生产环节顺畅了许多,新生产出来的红梅和红塔山香烟的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因为市场上还没有重新接受这两种香烟,滞销情况还是很严重,工厂库存依然很大。

职工们自然是欢呼雀跃,但紧接着就对褚时健表示怀疑了:"以前说了无数次要修房,一块砖都没看到。这回又能真到哪里去?"职工们怀疑得不错,因为"文革"期间的假大空实在太多,久而久之,领导与百姓之间的互相信任度已经降到最低。基建科长大概也是这个想法,觉得这事过几个月大家也就忘了,所以根本没把褚厂长这项决定当回事,一而再、再而三拖着没向褚时健上交基建计划报告。褚时健大为光火,把基建科长叫来狠狠批评了一顿。哪知基建科长前脚出了门,后脚就递上来一份请长假的报告,大意就是:你敢骂我?老子不干了,要休息。

褚时健有点着急,他发动全厂上下背着香烟到社会上宣传红梅和红塔山,自己也站到昆明和玉溪街头请路人品吸,以期玉溪卷烟厂的形象得到改变。

所以在玉溪卷烟厂,褚时健在1980年就向职工们承诺:半年内建三幢职工宿舍楼,改善职工住宿条件。这是他进工厂第一天就有的打算,烟厂职工住宿条件实在差,在他看来让大家住好是当务之急。上班没几天,他就把财务科的人叫来问,厂里用于基建的钱还有多少?财务告诉他:还有170多万元。褚时健当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170多万元!按当时的基建费用,工厂盖职工宿舍楼,地就是工厂现成的,不花钱,建房成本按一家两房一厅算,顶多也就2.5万,怎么就不建房呢?"不琢磨工作,不琢磨员工。"褚时健对以前的做法很是无奈。

这是1980年的时候,广州因为地处沿海,已经成了内地人向往的开放之地。褚时健听说广州对云南昆明卷烟厂的"大重九"烟很欢迎,于是也携带玉溪卷烟厂的红梅和红塔山到了广州,希望能找到一些市场。

安居才能乐业

褚时健在戛洒糖厂时就以擅长生活建设著称,戛洒糖厂的生活福利之高当时令整个新平的工厂都艳羡不已。对于褚时健而言,在戛洒糖厂建设生活福利,最开始有自己被打倒在基层后用生活乐趣排遣内心郁闷的作用,但是久而久之,他感受到一点,员工生活福利其实是搞好生产的前提和后续保证。这种实实在在的收益比做几个月的思想工作管用得多。

广州的确对云南香烟很欢迎,但也只限于昆明卷烟厂的大重九。每每褚时健掏出红梅和红塔山,对方抛过来的目光都显得很轻视:"这个烟我们很少抽的。"一次,褚时健打算用香烟到广州著名的友谊商店换一些外汇券,以便在广东采购一些制烟需要的进口高级辅料回去。友谊商店当时接待的客人都是持外汇券的特殊人群或外国人,因此,商店的销售人员都非常有礼貌,对他也很客气。和其他的烟厂业务员一样,褚时健将自己带来的红塔山和红梅抽出几根递给商店的负责人和顾客试吸,希望谈成一笔买卖。

在褚时健掌管玉溪卷烟厂的第二个年头,有身边的亲友提醒:"为国企做事,小心是第一位,为什么太多人明哲保身?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是因为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的确不是简单的事,稍有差错或大意,极有可能为自己惹来大祸。"也有人劝褚时健加紧在工厂安置一些自己的人,"没有自己的人,拍巴掌叫声好的人都没有,实在势单力薄"。这些话,褚时健听了不止一次,也听了进去。不过,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生性简单,不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在犹豫不前和义无反顾之间,他更愿意选择后者。他说:"一个50多岁的人了,没有更多机会了,谈什么后路?不管了,动手干。"至于安排自己的人进工厂配合自己,他倒觉得未必是好事。妻子马静芬和他一起调进烟厂,就因为是厂长的爱人,还常被人告状说马静芬不做事,天天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马静芬莫名其妙,因为她的确从不爱看报纸,这还是褚时健经常批评她的一点。而喝茶的说法就更没道理,因为她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医生劝她不要喝茶,所以她几乎不沾茶叶。她和褚时健都知道,其实这些刁难和麻烦都是指向褚时健的。

当他再次进入商店,却看到刚才递过去的香烟已经全被扔到了地上,商店售货员和顾客根本就没有人在意这两种香烟,更不愿意吸。

褚时健当时也是众多国企厂长的一员,身处其列,对这段话他的感受应该更深切。他面对的也是一架锈住的庞大机器,但是,每天都在生产车间的他更明白,仅仅有热血显然是不够的,一个企业的沉疴累积了数十年,要敲掉这些旧疾让它重焕生机,更需要有各种接地气的经营、管理、协调能力。

那些横七竖八地散在地上的香烟深深刺激了褚时健。自从几个月前的品吸会遭受恶劣评价,他一直憋着一口气,在努力了几个月后,原本希望情况有所改善,没想到市场对自己烟厂的产品依然没有接受。

厂长

中国在1979年的国企改革中,"扩大企业自主权、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指导思想曾经激励了一大帮国企的领导人。那个时候,"厂长"是个热门的话题,更是风云人物。记得80年代初期针对这场国企改革有过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血,总是热的》。里面的主人公,一位针织厂的厂长在片尾有一段让观众热血沸腾的话,今天看来,依然有同感,确乎说出了当年一众赤诚之心的国企厂长的心声:"......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我们的退路已经不多了。我们搞了30年,不理想。可再搞20年还不理想怎么办?没有退路了。同志们,我们只有和党同心同德,拼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来!否则我们这些人再被打倒,就不会有人再为我们平反了......有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锈住了,咬死了。可只要用我们的血做润滑剂,这话已经说滥了,不时髦了,没人要听了。可无论如何,我们的血总是热的......"

走出友谊商店那一刻,褚时健恨不得马上回到玉溪,马上回到工厂,马上开始对工厂进行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