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自述 我的1994

1994年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为闲置的资金找出路,发挥它的效用;一方面也要继续扩大发展玉溪卷烟厂,我们那个时候处在全国第一的位置上,不进则退,只能往前走,不能停步不前,更不能后退,因为全国人民都看着你。所以我们决定投80亿进行新工厂的建设,这就是关索坝的工程。80亿的预算投资,光是进口设备就是4亿多美元。完整的一条生产线,制丝、卷烟、包装,一下就把生产能力扩大了两倍。

做事终究是难的,特别像我们那个时候,很多政策都不明朗,新旧体制交替,做企业领导的,往往左右不是。要么你干脆不做事,明哲保身,要么你就要鼓起勇气闷头往前闯,不小心前面就是一面墙,撞个头破血流。唉,难哪!

结果出了麻烦。

做事情哪,有所为有所不为。投资的多元化项目,我们不懂行,只投资不参加具体管理。烟草配套的生产项目,我们懂,就参与管理,发挥自己的长处,藏起自己的短处,这样你才不吃亏。

新厂房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工地上四五千人,三个班、24小时地干活儿。突然国家计委通知我们停掉这个工程。这个咋个停?停不得嘛!而且国外设备都订了,如果毁约,按国际惯例,要罚我们总价的15%,那就是五六千万美元。这才真是闯大祸了,一旦果真如此,我的罪名就是给国有资产造成重大损失,追究起来就不简单了。

还有一些围绕卷烟生产的配套工程,我们最开始的一些辅料,卷烟纸啊丝束啊滤嘴棒啊都是通过串换或者进口。后来我们自己有经济实力了,也想着是不是干脆在玉溪扶持本地企业来做,质量我们帮着把控。所以,大营街就这么发展起来了。我们在大营街几个村分别扶持了几家企业,各自承担一部分辅料的生产,算下来,比以前进口时便宜了30%。大营街赚一半,玉溪卷烟厂赚一半,就这一半大营街就富起来了。直到今天这些工厂还在生产。

我们赶紧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是国家计委相关部门把一份20年前的老文件翻了出来,文件上说,扩大生产不能超过原有资产的30%,超过就违规了。但关索坝工程不知超了多少倍。

我们当时搞的那些多元化项目,基本上都赚钱。后来的人东搞搞西搞搞,精力耗费不少,挣钱不多或者干脆没挣。我说:"那些补皮鞋的事你们莫做了,一个单车搞个小斗篷出去带带人,这些小生意说淘汰就淘汰,不要做了。"我的意思是既然公司账上那么多钱,要做就做点给公司带来合适回报的项目,不要白耗精力。

我一听心里太着急了,这个文件我连听都没听过。如果按照国务院的14条,我完全合乎规定,谁还会记得20年前有这份文件,更何况20年前我也没听说。但计委的人不认这个,他们只拿着老文件说事儿。

这个项目还闹出了个笑话。我们在两年前已经和国家电力总公司开始合作了,因为电力总公司在国家没批准之前无法贷款,但我们可以用自有资金先干,所以我们先期就投入了30多亿进去,修了两年后项目签字批准了。《云南日报》公布了消息,说大朝山水电站项目获得批准,但大家不知道,其实这个项目已经运行两年多了。结果头天消息报道说项目批准,第二天又发条消息说大坝合龙了。闹笑话了,人家说你们怎么建得这么快,一天就把大坝建好了,他们不知道当时政策就是那样。

我只能去找更上一级领导了,好在那时还能找到一些国家领导和他们直接对话。我就去找当时国务院负责管计委的副总理邹家华,我挑了晚上的时间去,想着能安静点说话。我先和他聊了些工厂的发展,说到我们取得的成绩,他问我:"发展这么好了,你怎么没想到要把规模扩大?"哎呀!这话就问到点子上了,我赶紧说:"邹副总理,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我们发展遇到问题了。"然后我把情况就汇报了,邹家华的第一反应是:"你们用自有资金发展,不用国家掏钱,这有什么不让干的?"

然后就是电能的项目。我们的人做了调查,广东正在大发展,需要电,我们西电东送,决定和国家电力总公司合作,投大朝山水电站项目。我当时想,这个项目不污染环境,电力公司参与搞,大坝不会垮,最重要的是,电不愁卖。这个项目两全其美,沿海缺电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钱也找到了出路。

他这句话一出来我的心放下了一半。我又把早就准备好的报告掏出来,说:"你事情太多,容易忘记,我们这件事又不能停。你看报告我都拿来了,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字?"邹家华一下笑起来了,他说:"你个老褚,你大晚上上我家套我一晚上,原来你是连报告都写好带来了。"我很不好意思,一股劲儿解释我是着急了。邹副总理也是好脾气,也说他是开我玩笑。然后他给我在报告上写了两行字。

先是昆玉高速,这是和云南省交通厅合作的项目。昆明到玉溪这条路当时车越来越多,路很烂不好走,经常堵车。我们红塔集团总公司投入了13亿,很快就把这条高速修起来,现在一年他们的毛收入平均6亿,每年也就五六千万的维护成本,纯收入就是5亿多。

这就什么都解决了。我拿着这份报告去国家计委,他们还笑我:"老褚,有事好商量嘛,你怎么通天去了。"我心想我要是不通天,我就背大事儿了。

研究来研究去,这么多钱怎么才能有效地花出去?后来定了交通能源和卷烟生产配套这两个中心,就围绕这两个方面投。其他的我们就不搞了,曾经有人建议我们做PVC(聚氯乙烯)管生产。我说:你也不睁大眼睛看看,广东人搞这个强得很,我们不是人家对手。

哎呀真是处处险境啊,那时我偶尔就想,还是人家做私人企业的比较轻松,就算闯祸也大不到哪儿去。

1994年,我们在外投部分做了很多尝试。最开始我想做汽车,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这么迅速,以后汽车肯定会普及,而且云南曲靖就有一家现成的汽车制造企业,生产品牌叫"蓝箭"的汽车。我当时想,我们资金丰富,一年能生产40万辆左右来卖。1992年朱镕基副总理来我们厂视察,我向他汇报了这件事情。朱总理也坦率,他说:"我劝你不要搞,不容易搞好。"他给我分析,说如果是和国外有名的汽车企业合作,还有成功可能性,否则就要失败。我想朱总理代表国务院,他的意见我要听,所以赶紧住手了。好在是听了朱总理的话,后来蓝箭汽车搞到年产6000台的时候就销不掉了。

家里人也跟着我担惊受怕。1994年我已经近67岁了,早就过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但省委省政府一再延迟了我的退休年龄,后来干脆无限期延期了,退休就想都不要想了。我女儿劝了我好几次,说退了算了,总干下去也不一定是好事。

1993年12月,财产关系上隶属玉溪卷烟厂的红塔集团总公司挂牌成立。这个公司和后面的玉溪红塔集团不同,这个公司负责经营玉溪卷烟厂自有资金的外投部分,实行多元化经营,目的就是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和不断增值。

我确实应该回家多照顾一下家庭,之前几十年我都一心扑在企业上,家庭几乎没有顾上。两个小孩一直以来的生活学习,都是我老伴儿在管,她自己身体也不好,想想这些我心里也还是有些内疚的。而且那几年我两个小孩的婚姻状况都不太好,儿子离了婚,孙女被妈妈带到广州去了。儿子去了日本,后来又去深圳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美国、新加坡到处都停过,也是个年轻时比较让我操心的孩子。女儿的婚姻状况也不太好,外孙女几岁的时候她就和丈夫离了婚,自己也从学校辞了职,和别人合作做起了生意。好在她把圆圆留在了身边,我们还不至于太孤单。两个孩子都离了婚,我心里还是觉得是我的责任,我以前顾着工作太多,对家庭比较忽略。到现在我是明白了,实际上一个人的人生乐趣最终都是从家庭里找。

那个时候,中央对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放得宽,有一条规定是企业如果投入什么项目,不用上级主管部门签字,只需备案就可以。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放开手脚了,可以多给玉溪卷烟厂找一些赚钱的途径。

1995年我女儿和老伴儿就都出了事,早知道她们会是那样的人生安排,我应该早一些退休回家,陪伴她们。

那几年我们税后利润平均每年都有60多亿人民币,留五六亿做技术更新和改造,还有60多亿,三年就有180多亿了,所以我们在银行经常趴着100多亿的钱。说玉溪卷烟厂是中国在银行里放钱最多的企业,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别的企业要发展,都想尽办法要贷款,我们不用,自有资金就可以。我那个时候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怎么给钱找出路。

唉,1994年,是玉溪卷烟厂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但1995年我们一家就开始陷入另一种人生。大概盛极必衰,我其实也还是天真了。

1993年12月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到玉溪卷烟厂来视察。视察结束后,临上车时他转身和我握握手说:"老褚,我知道你们做企业有许多不容易的地方,坚持自己做企业的想法,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我听了心里特别感动,胡书记实在体察民意。1993年玉溪卷烟厂已经发展到巅峰时期,当年创利税达到85亿元,差不多是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但是,同时我也面临了许多对我们企业高速发展的非议,什么说法都有。我自己倒也想得开,做事总是要面临各种议论,除非你什么都不做在家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