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自述 我的1958

我在元江红光农场几个月后,1959年的一天,我接到亲戚的来信,告诉我褚时俊被划成了"中右",和"右派"一样对待。他被划成"中右",从大的环境说是中央"庐山会议"后,国内又一次掀起的"反右"风潮;从小的环境讲,据后来他的同事告诉我,实际上是因为褚时俊和局长私人关系不太好,人整人,褚时俊就被打倒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褚时俊当年的样子,很年轻,很斯文,是个知识分子的典型模样。我万万没想到,我们那一次见面,是最后一面。

他本来是省供电局局长的备选人才,转头就被打成了"右派"。我想我堂哥怎么经得起这个打击?比起他来,我承受能力要强一些。他从小生活条件就好,读的是全国最好的大学,工作也在省城,自身条件又非常好,是个很专的技术型干部,应该说一直都是人中尖子。不像我,从农村到基层,整天都是和在苦水中泡大的老百姓打交道,自己吃过很多苦,也见过很多苦,所以有点人生打击还能扛一扛。他不一样。

那天我和他说话一直到了天亮,他很担心我未来的生活,担心我到了农场以后身体会不好。他也担心我的家庭,让我好好和妻子相处,不要把家庭伤害了。临分手时,堂哥一再说:"心放宽,要相信共产党。我们信任党十多年了,要一直相信。坚持就是胜利,你的问题肯定会解决的。"

果然是这样。褚时俊被打成"右派"后,职务没有了,工资大幅降低,还被遣到了云南阳宗海的一个发电站去改造。

我两个在他家沉默了一阵以后,褚时俊告诉我:"要相信党。党的政策也是人在执行,出现偏差难免。要相信以后一定都会纠正过来的。"

他本来身体就不属于那种强壮的,到了发电站后,整天劳动,肝上出了毛病。正好又是全国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大饥荒饿饭的时候,褚时俊吃不饱,肝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在阳宗海才待了半年多,就死在了那里。

褚时俊沉默了很久,他被我的消息惊到了。我们兄弟两个参加革命十来年了,对共产党是什么感情,彼此都很了解。不过云南解放以后,我和他工作的范围不太一样,我是在基层,每天面对的都是具体的大小政治问题。而褚时俊在省级单位,主要是从事技术工作,所以,他显得比我理想主义得多。但是,我们的共同点还是主要的,我和他心里都很清楚,在世界观上我们俩很统一,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我们也是一样的。记得解放初期,有一次我和他谈起"镇反"运动、土改等运动,他很激动,觉得我们党的人民战争策略非常了不起,正是因为发动了人民群众才把国民党打败了。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我有再一层的认识,那就是,人民战争必须是人民在心理上接受、自觉自愿地参加,而且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好生活,这种群众基础才会长久。我堂哥听完我说这些,觉得我还是想多了点。

......

在去农场报到之前,我去了趟昆明,是专门去找褚时俊的。他听说我被划成了"右派",吃惊得不得了:"你不是'反右'小组的副组长吗?怎么反倒成了'右派'?"我把整个情况给他说了说,我觉得一是当时行署专员对我个人有意见,另外一点就是那个"右派"比例的问题。

我最难过的是,褚时俊不在了的消息是我到新平的糖厂工作后才知道的,那时距离他去世已经几年了。

结果,我自己也遇到这样的命运安排。那一年我30岁,虽然比起现在30岁的年轻人感觉上要老成一些,但那时候正是年富力强,希望做点事情的时候,突然碰到这样的事,觉得一切都完了,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一个"右派"的死,不管年轻也好中年也好,在那个年代听起来很平常,一个对党对国家有敌意的人,死了好像也不可惜。"右派"不仅是靠边站的人,还是要改造的人,所以大多数"右派"都有思想压力,轻一点的每天睡不着觉、发愁,严重一点的都觉得活不下去了。思想上压抑,身体就容易出问题。总有人问我当"右派"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告诉他们,肯定不容易过,你看我那个时候仅有的几张照片,黑黑瘦瘦,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老了个十几二十岁。你要说我心态很好,很顺利就过下来那是不可能的,我当然苦恼,也痛苦。

但是,我的想法被领导否定了。后来,我们系统600多人,整出了80多个"右派"。两个大客车,把他们全都送到农场去了。哎呀!说老实话,我心里太难受了。这一去,就意味着家庭不再圆满,工作没有了,工资大幅度降低了,整天还要受周围的白眼,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1958年,老是听说这个"右派"离婚了,那个"右派"自杀了,都是家庭出了问题,思想上想不开。

但是,我看到了太多被划成"右派"的例子,很多人我都认识,都了解,他们不是坏人,不是敌对势力。我也经历了解放以来多次政治运动,我对党中央的政策心里有底,我是个共产党员,赤诚之心我一直有。另外,我了解我自己,我经历过战争,经历过这个国家的改天换地,我的内心,有血和泪的底子。一句话,我心里有谱气。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元江农场待着,晚上没事干我就琢磨点事情。我想,就算这个时代评价我说我做错了,那么就错了吧!人生谁无错呢?无所谓了,放掉!重新开始。

当时我和组长的意见是差不多就行了,比如6%、7%,国家的指导政策我们也算靠拢了,又不至于把那么多人打成"右派"。周围的干部大家都很熟悉,哪有什么反动分子?你要说想法,人和人肯定不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一人一个脑袋是不是?想法不同不等于他要反党反国家,一家人都有几张嘴嘛。

所以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打倒过,别人要打倒你你控制不了,但自己可以做到不把自己打倒。那几年该干什么,我还是照样干。到了农场,其他"右派"整天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没心思做事。我总是劝他们:"你这样做没用,生闷气是最没用的事情。"我觉得那样就不对,事情还是要做,而且要做好,不然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我做"反右"小组副组长的时候,最头痛的就是这个比例。党中央的文件上指导数字说5%~10%,这已经不少了。而且这就是个指导,没有硬性要求。但到了下面,这就成了一个基数,大家都比着把比例提高,好像不这样搞就不是爱党爱国。在我看来,什么事情都要实事求是,按比例揪人本来就有问题,更不要说把比例无限制提高了。

另外就像我老伴儿说的,我这个人也是闲不惯。你叫我闲着,整天坐着躺着,那真是在惩罚我了。

在"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是"反右"小组的副组长。对于"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持拥护态度的。从1950年云南解放到1957年,我们国家的政治运动几乎没有断过,现在想来真是很折腾。好不容易不打仗了,怎么不好好搞经济建设?大家都有好日子过嘛。但当时我还没这么想,只是觉得党中央的考虑一定有道理,国家这么大,国内国际形势都很复杂,有点阶级敌人怕是不假。那个时候大家革命热情都很高,运动一来就积极响应。但现在回想,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都被执行成了人整人。政策走了形,人心慢慢也就变了,所以才会搞出那么多"右派"。你想想,一个国家,揪出来几十万反党反国家的"右派"分子,这个比例是不是太大了点?

对"右派"我是真的没有背过包袱,无论是在红光农场也好,磨盘山的农场也好,堵岭农场也好,还是后来的戛洒糖厂也好,我都是踏踏实实、心平气和地接受安排,认认真真地去做事。

可能最适合去找的人是我的堂哥褚时俊,我两个从小在一起,性格相投,玩在一起,学习也在一处。我人生中很多关键时候都是他在指点我。从他去北京读书后,有几年我们很少见面。云南那几年正混乱,我在游击队打仗,他在读书。云南解放后他回到云南工作,在云南省供电局做高级工程师。他本领高,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工作上也是业务骨干。虽然都在云南,但我和他工作都忙得不着家,两人见个面也很难。"右派"这件事发生了,我很想和堂哥聊一聊。我的心情里面,痛苦绝望是大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不理解,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就成了"右派"?政策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以前我看一本书,说松下幸之助年轻的时候去求职,去了几次人家都不要他,嫌弃他穿得又破又脏。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到人家门口去站着,去要求一份工作。后来人家告诉他了真实原因,结果他还真的去借钱买了新衣服。但人家又嫌他电器知识不够。他厉害啊,两个月就刻苦学习了电器知识,又去那个公司求职。你说这个时候人家还要不要他?

我又想,或者应该和某个好友聊一聊。当时在玉溪工作的干部队伍里,不少和我经历相似也同事多年的人。我这个人嘛,没有走多少地方,读书在昆明,打游击就在玉溪地区、红河州这一带,工作一直在玉溪,所以相熟的人还是多。我平时虽然不爱和人说说笑笑,走动走动,但我自认为对人很真诚,所以说话做事大家都还很信任。评定"右派"时,专员组织我的批判会,会上没有人吭气,搞得专员火气还很大。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要找谁说说心里的难受。那几年,说什么都容易犯错,不晓得说出哪一点就触犯了政策,大家都习惯了少说、不说。而且我当时身份已经是"右派",和人接触容易连累旁人。还是算了。

人哪,打击是经常的,你自己心里要有谱气,不然什么都干不了。

我首先想,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找我妻子?她那个时候不在玉溪城里工作,她在城郊的一个学校做教师。我工作很忙,很少去她那里,每个周末基本上都是她回到我们在玉溪的家里。但我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妻子和我不一样,她出生在城市家庭,家里兄弟姐妹也多,从小没受过什么大的苦,我这么大一件事告诉她,她可能会受不了。而且,做了"右派",就要马上被送到农场去,我应该把家里先安排好。我家里大的那个娃娃那个时候才刚刚两岁,跟着她妈妈一起在学校住着。算了!还是我自己先冷静下来再说。

我那个时候显得比别人都要扛得住,一是我心里有谱气,第二个,也要感谢我老伴儿当时去陪我。我被打成"右派"算是我们这个家庭第一个大的打击,她那个时候要是离开我,我也说不出什么。很多"右派"的妻子都是这么熬不住苦,没办法就离了。我老伴儿没有离开我,元江那么苦的条件,温度上来动不动就40摄氏度,住的是个破房子,吃的又没保证。她一个城里长大的小姐,抱着娃娃就过来了。什么叫患难夫妻,我是体会到了。我现在偶尔还在想,当时她理解我,我却没理解她,有时她抱怨几句、怪怪我,我还接受不了,现在想来,还是太年轻了。

我当然很痛苦,可以说人生从来没有那么痛苦过。玉溪地区行署专员宣布我被定为"右派"那天,虽然我也有一些预感,但真正这个消息确定下来,我心情一下就沉重起来,而且有些绝望,这真的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感受。当时我很想找个人坐坐,聊一聊,但我一下子竟不知道该找什么人。我平时朋友多,但那一天,我想不起来要找谁坐一坐,说一说。

有她们在农场一直陪着我,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条件不管再差,不管别人把我打到多低,我们的家庭还在,互相之间就有安慰,比其他人要好了很多倍。这就是我那时候人生信念的最大保证了。

年纪小的人不懂一个"右派"身份意味着什么。在那个年代,"右派"就是人民的敌人,是反对共产党的人,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我很想不通,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十几岁我就和我的堂哥们一起参加了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只有无限的信任和忠诚。党说的话,我是绝对相信和服从;党做的决策,我坚决执行。但是,这一次,是党判定我是"右派"。

我老伴儿这个人,有时候好像个性很强。我们有时候也吵吵架。哎呀,但是吵吵后我又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嘛!尤其是我划成"右派"后的一段时间,觉得她的人品非常好,人品过得了关。

我是在1958年底的时候被划成"右派"的。"反右"运动是从1957年开始的,到1958年应该说都接近尾声了,但谁知道又来了一次"反右补课",我就成了玉溪地区的最后一批"右派"。

1958年我被划成了"右派",照说是一个大坎坷,但是你看,我收获了这么多。是不是也要对那段岁月说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