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六章 戛洒缘分

那时,褚时健尽管在厂里是"右派"副厂长,但明显最得民心。丁连祥回忆说,每次开会,其他厂领导上台讲话时,工人总会在下面交头接耳开小会,只要褚时健上台发言,台下就没有人说话了。

"业务要过关,"这是褚时健一直强调的事情,"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你不懂技术,光会管人不行。"

褚时健说:"我不爱喊口号,也不会谈什么搞革命的话。我只说具体生产,今年要怎么搞,明年大家要达到什么目标。三句五句,说完就算了。"

那是厂里的一台4吨的旧锅炉,褚时健觉得太小,就找工人一起研究,把4吨的改成了10吨。改了一回后,他就弄懂了锅炉的内部结构。

锅炉的事情显然困扰了褚时健好几年。改造的锅炉、一修再修的锅炉,都已经不太好用。褚时健决定给厂里装新锅炉,这是件大事,算来算去,厂里还缺5万元修烟囱。褚时健就去玉溪地区找军代表要钱----新平政府是怎么也拿不出那笔钱的,军代表毕竟是地区级别的领导,自然握有一定权力。那天夜里下着大雨,褚时健一直等着见军代表。晚上11点多,军代表才派人来叫他去。一见面,褚时健就对军代表直说:"我们现在缺钱,新锅炉搞不起来,没有这台锅炉,两三个乡镇农民的甘蔗就榨不了,榨不了甘蔗就没有红糖吃,总不能让大家都啃甘蔗。"军代表一听,说不行,锅炉一定要搞好,市场上红糖太紧张了。褚时健接话说:"要把锅炉搞起来,需要5万元。"5万元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钱,但军代表当即表态:"好,我就给你5万元钱。不过,如果今年不按期投产榨糖,我要找你的麻烦。"褚时健一口就答应了。

马静芬问褚时健:"你是咋个修好的?"褚时健说:"你忘了我前段时间和丁连祥他们改造一台锅炉,里面是怎么回事我心里还是有谱气的。"

钱是要回来了,军令状也立下了,但工厂负责采买的人告诉他,买不到建烟囱的耐火砖。厂里当权的造反派前后派了两拨人去昆明买砖,结果一块砖也没有拿回来。褚时健说:我去试试看。

有一年的甘蔗榨季,厂里的锅炉突然坏了,榨不了糖,甘蔗堆在那儿时间一长就会坏掉,这样损失就大了。厂里的人大多数并不着急,大家都习惯了这里坏那里坏,更习惯什么事都是拖着办,能办好就办好,不能办好就这么一直拖着。也有搞技术的人比较着急,问褚时健:要不要到城里去请师傅来修?这显然不现实,进城去请师傅来修,修得好与否另说,一来一去还要好几天,甘蔗堆在那儿恐怕早就坏了。工人们围在锅炉边议论纷纷,只有褚时健不吭声。他围着锅炉仔细看了好几圈,然后他把衣服一脱,拿起工具便一头钻进了刚熄火不久、炉温还很高的锅炉。几分钟后,头发发焦、满身大汗的褚时健在众人瞪大了的眼里出现,他躬着身,从锅炉里钻了出来。他拍拍自己的头,半开玩笑:"小杂种,你们偷懒,你看我一进去就修好了。"技术员上前一看,的确修好了!由于锅炉炉温尚未降低,再启动的时间缩短了,榨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件事,再次奠定了褚时健在工厂"能人强人"的地位。

那时交通非常不方便,班车很少,从戛洒到昆明要坐三天汽车。头一天坐到新平,第二天从新平坐到玉溪,第三天再从玉溪坐到昆明,他在车上晃了三天终于到了昆明。一下车,他又马上转车去位于西山区海口的耐火材料厂。对方已经快下班了,显得很不耐烦:"你们的人来过了,没有砖!"褚时健绕着工厂转了一圈,又去找人:"我看见你们堆了一大堆,怎么没有?"对方大概觉得褚时健能认出耐火砖,不是外行,于是态度好了一些,告诉褚时健,那些砖不正,砌起来砖缝很大,不一定能达到锅炉耐火的要求。褚时健又去看了看砖,仔细比画了几下,又回头拉住耐火材料厂的工作人员:"不要紧,我全要。"对方一听很高兴,本来没人要的废品砖,现在还能卖点钱,何乐而不为?于是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褚时健。

他还是迷恋各种技术改造。他在玉溪机械厂看到一种螺旋棒,觉得可以用到糖厂,于是叫技术员安装在了蒸发罐里,用螺旋棒代替了人工搅拌,效率提高了不少。

褚时健其实脑子早就转过了,正常锅炉烟囱的砖缝是两毫米,目前这种形状不正的砖,砖缝会到3毫米。褚时健熟悉锅炉,他在几分钟内就做出了判断,1毫米之差,砌的时候用点心,不会影响效果。于是,他当机立断拿下全部的砖。然后当天赶末班车从海口回到昆明市区,第二天一大早便去运输公司,找了几辆大卡车咣当咣当把耐火砖全部运回了戛洒糖厂。造反派头头儿看到褚时健拉回了耐火砖,非常惊讶,问他是怎么搞到的。褚时健实话实说:"这个砖是耐火材料厂报废的砖,但我认为不会有问题。"烟囱砌好后,果然如褚时健所料,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有工厂的造反派在厂里大大咧咧地说:"我们是不如他了,给他提个鞋子算了!"

在大家都没有兴趣工作的情形下,要每年的利润都得到增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造反派们你斗我我斗你,今天你们上了台明天我们掌了权,有革命热情没有生产兴趣。不时有这种情况发生,临到上班了,突然一名革命积极分子才捂着肚子来请假:"副厂长,哎呀我肚子痛得不得了,要请假。咋个整?"工厂一生产起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岗位缺人整个生产就受影响了。褚时健不生气,看够了各种政治运动,他懂得这里面的妥协与坚持、直接与委婉。他对那位请假的工人说:"得了你去休息吧,我来顶你。"那时褚时健正是壮年,还能自己顶上。过了两三个小时,肚子痛的人又回来了:"厂长我好了,你回去休息吧。""人跟人有感情的。小镇上跟大城市不同,大城市硬斗硬,两边拔枪,要武斗。在戛洒这些地方很难。"他说。这是褚时健对新平戛洒一直存有美好印象的原因之一。

这个烟囱,糖厂一直用到了褚时健早已离开后的20世纪90年代。

所以褚时健在工厂里是一个当权派中的边缘派、技术派。那时的企业号称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党支部书记和厂长负责抓革命,褚时健就负责促生产。几年的副厂长经历,大家都知道这个厂有他才能有利润。大家闹文斗武斗,最终都不想把工厂斗垮台,所以还是要靠褚时健来管理工厂。褚时健当时的想法是:你们乱你们的,我抓我的生产。

尝试新管理

业务搞好了,人还是要管理的。那时候,糖厂是分散作业,22个榨糖点全都在红河边。每到榨糖季,厂里就会派工人下到榨糖点去。那怎么监督工人工作呢?仅凭当时的革命口号和所谓的革命热情肯定是靠不住的,褚时健经过测算,给工人定量,每天一个榨糖点要榨多少吨的甘蔗,然后按出糖率算,用了多少甘蔗,出了多少糖,看一眼报表就知道工人偷懒了没有,然后劳动工资就按这个量来算。这个想法有点大胆,那是出了名的吃"大锅饭"的年代,革命群众干好干坏一个样,没人敢打破这么一个看似平衡的局面。但褚时健的想法很单纯:要想办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他开始尝试按劳取酬的办法:把工人分成两人一组煮糖灶,使用"计件工资"的办法,每天由专人到榨糖点收糖计数,一箩筐红糖算多少工资,生产的红糖越多工资越高。这样一来,工人榨糖的积极性提高了,还减少了过去干活儿时偷吃糖稀的现象。

大概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记得,每每所谓"最高指示"下来,经常半夜一两点或两三点的时候,突然高音喇叭就响了:"最高指示最新一条......"然后全体人都要起床,满街跳忠字舞。褚时健记得那些已经狂热到失去理智的人,"从这个村跳到那个村,半夜三更,像疯子一样"。"这算对国家对社会做好事吗?"他经常在心底问一句。

褚时健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大老李"的工人,力气特别大,而且工厂的工资制度做调整后,他的积极性非常高。抬糖入库这件事,别人一下两篮就很不错了,大老李是一下三个篮子扛进去。他跟褚时健说:"厂长,我吃得多他们都不理解我。别人挑糖一人一根扁担,我一人三根一起挑,你们给我吃的和他们一样。我肯定饿得快。"

艰难中求发展

"文革"开始了,工厂开始有了各种批斗,大字报开始满工厂贴,所谓的"炮派"和"八派"也开始在工厂里出现。革委会主任来了,军代表也开始有了,随之而来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全中国都陷入了疯狂。

这种工资改革,在当时严格地讲,随时会被冠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褚时健面对的,必然会是大批斗大打倒。但是,这件事居然就那么在糖厂内部成为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大家遵守,但并不外传更不揭发,于是这套制度就得以在糖厂一直实行了下来。

谁能料到,动乱的"文革"一开始,就延续了10年呢?

最会生活建设

如果问褚时健最擅长什么,大部分人会回答是经营企业、管理企业。但马静芬会告诉你一个最准确的答案:最会把工厂的生活搞好。

关于"文革"开始的消息,褚时健是在一次赶集的途中听到的。那天他和马静芬从曼蚌往半山的一个村子走,村子那天正是赶集的日子,突然高音喇叭开始宣讲"文化大革命"开始,并高声朗读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褚时健听了,心里沉重得不能再沉重,他竟然有些想笑。马静芬不知道这马上到来的政治风云又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什么。褚时健说自己当时竟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这种日子怕是要有个了结吧?都已经走到这么厉害的一步了。

糖厂的业务越来越好,产量越来越大,利润一年比一年高,但职工的工资还是和过去一样低,生活还是过得很苦。"你叫我苦战10昼夜,稀饭都不得喝一碗,那我干个哪样?我回家打瞌睡行不行?"褚时健说得很形象。他觉得这样不对头。"国家的利益应该和个人的利益有关联,事情才可能做得好。工厂好了要和大家的生活连在一起。大家要吃得好,还要知道我们这个吃得好是从哪里来的。"

马静芬对曼蚌始终怀有美好的回忆,在女儿褚映群高中需要下乡插队时,她便让女儿申请了曼蚌,就借住在大队主任家。

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政策摆在那里,大家都在过苦日子,怎么改也不能触碰政策底线。工资那么低,又不准发奖金,怎么办?只有在福利上动脑筋了,让大家得点实惠。实际上这在当年也是不允许的,稍不注意,就会被人抓小辫子,被扣上搞修正主义的帽子。

但她没想到短短两三年后糖厂竟然要搬迁到戛洒,褚时健匆匆忙忙间也没跟马静芬好好商量和解释,就随工厂迁了过去。马静芬很失望:"难道就这样把我们娘儿三个扔在曼蚌?"好在在同一县城的小学之间调动也不难,没多久,马静芬就调到了距离戛洒镇不远的平寨小学教学,尽管还有一点距离,但已经方便了很多。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但总是有机会可找的。1966年毛泽东发表了"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让褚时健如同得了尚方宝剑,马上就组织职工成立了副业组,又专门招了四五个临时工,在河滩上开挖菜地。那些被洪水冲过的河滩上散落着大小石头,但石头下面全是好土。他们把石头翻过来,把下面的土刨出来,下面垫上石头滤水,上面铺五六十厘米的厚土,弄出了十几亩菜地。然后又把厂里猪圈里的粪肥施到地里,种出的大白菜、西红柿、辣椒、芹菜等都长得水灵灵的。戛洒这地方处于低海拔河谷,天气湿热,四季无冬,当地人过去一直认为这么热的地方种不好蔬菜,所以都不种菜,现在看到糖厂的菜园长得这么好,都大吃一惊。

马静芬在曼蚌小学也工作得非常顺利。她天性热情,爱憎也很分明,和当地傣族人相处起来觉得很轻松。她在学生家长心目中地位很高,据说马老师当年走进村子,得有好几家人拉着她进家门吃饭,她还认了几个干女儿。她的心情也越来越好,虽然一边照顾年幼的儿子和读书的女儿,一边要教书并不轻松,但毕竟生活有了稳定的迹象,对她而言,已经是很大的满足了。

菜种好了,糖厂的食堂很快就有了起色。菜多得吃不了,厂里就很便宜地卖给职工,外面街上3角钱一斤都买不到的菜,厂里只卖3分钱一斤。那个年代,一般家庭的主要开销就是吃饭,这样一来,糖厂职工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就提高了一大截。

至于政治身份,他已经不太去想它了,"右派"那顶帽子随时都挂在墙上的,也许某一天就会有人把它取下来重新让他戴上。那又怎么样呢?从30岁被打成"右派",一个男性最黄金的岁月付诸颠沛流离和各种底层生活的挣扎。到了糖厂,他已然找到了人生真正的价值。或许,这些已经值了。

褚时健不光发动职工种菜,还派专人养了300多头猪。过去厂里也喂了几头猪,但那年头人都吃不饱,哪儿还有多余的粮食给猪吃啊,所以猪也长不肥。褚时健会动脑筋,他很快就发现糖厂的下脚料可以拿来喂猪。煮糖时,只要温度一高,糖里面的杂质就会漂在上面,这黑乎乎的一层是必须要捞出来的,不然做出来的红糖里面就会有很多渣,影响口感。过去工人们都是把糖面上这层黑黑的杂质捞出来丢掉,褚时健看了觉得可惜,因为这些下脚料里还含有很多糖分和营养,虽然口感粗糙不能给人吃,但用来当猪饲料是完全可以的。他便叫工人把这些煮糖的下脚料留着,没多久就堆了两三百吨。他知道县里有些单位会有糠,就用糖厂自烤的甘蔗酒去跟人家换细米糠,人家也很乐意。这时,煮糖的下脚料堆在那里已经结晶了,他让工人把那些硬邦邦的下脚料弄碎,再用水煮,煮化了再拌上细糠拿来喂猪,猪都非常爱吃。后来菜地里种的莲花白、苞谷多得吃不完,也用小车一车车推来喂猪,把厂里的300多头猪都养得圆滚滚的,一头足足有两三百斤,每次杀猪都要七八个汉子才能抬到食堂,当时整个街上都很难看到养得这么肥的猪。

褚时健却甘之如饴,在他内心里,经济工作才是最实际最有效的工作。"吃饭、过日子,不是最重要的吗?"他说。所以他可以全身心投入,不觉劳累。况且,他的性格向来是:不闲着,必须做事,而且做了就要做好。

三年后,猪出栏了,糖厂职工从此就可以敞开吃猪肉了,而且吃糖拌细糠长大的猪,那肉太好吃了。当时国家统一供应每人每个月1公斤肉、4两油,过去食堂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现在食堂每个星期就杀一头猪,一家人只要出5角钱,就能用浇菜的那种大铝瓢,到食堂去打上满满一瓢香喷喷的肉,这个画面在那个年代是太有刺激性了。糖厂食堂一周吃一回肉的事传到县上,县上有些人就说他们的日子太好过了。褚时健早有心理准备,拍着胸脯说,这是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搞的。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这一切都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褚时健依然是个"右派",全社会的阶级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经济工作,是被忽略的角落。

最让工人们兴奋的是褚厂长带着大家去拿鱼。生产比较空闲的时候,褚时健爱拉上一些工人下到河边,他嚷嚷一声:"下点力气哈,今晚厂里请你们吃鱼!"河里鱼多,更主要的是褚时健天生是拿鱼高手,只要是他带着大家去河边,没有一次不是满载而归。一次马静芬正在家里做饭,儿子褚一斌跑回家:"妈,我爸他们今天又钓了好多鱼。今天有鱼吃!"马静芬听了高兴极了,赶紧收拾灶台,把锅和佐料都准备好,就等着褚时健拿鱼回来下锅。但东等西等家里这位掌柜的都不回来,马静芬叫儿子:"小弟,你去看看。"褚一斌跑出去,路上看见父亲和一帮叔叔从食堂出来了。"爸,鱼呢?"褚一斌扑过去问,褚时健正和工友们说得高兴,听儿子问,想起来了:"都拿到食堂去了,我们都吃过了,忘了拿回家了!"

从此戛洒

1966年,因为曼蚌糖厂已经无法再扩大,附近不远还有一家漠沙糖厂,政府决定将糖厂厂部搬到新平县戛洒镇。当时戛洒镇正好在河边有一块空地,旁边有一个纸厂,作为糖厂的用地再好不过。"戛洒"是傣语,意思是"沙滩上的街子",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距新平县城72公里。所以戛洒在1966年就通了省级公路,非常便利。当褚时健的身份从曼蚌糖厂副厂长改变为戛洒糖厂副厂长的时候,作为分管生产的厂领导,三年间他拿出了很好的成绩:第一年糖厂纯利润8万元(又一说是11.7万元),第二年纯利润20万,第三年已经上升到接近40万。新平整个县的财政因为有了糖厂,已然有了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