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自述 我的1979

我自认也算幸运,碰到了一个改革的年代,政府给予我们企业领导的自主权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毕竟是两种体制的交替期,企业领导权限的天花板低,作为一心想做事、一心想改革的人来说,难免会碰到天花板把自己弄疼弄伤。1982年的时候,我就挨了一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主要原因或者说名义上是因为我们为了购买进口的辅料,比如滤棒、盘纸等原料,我们和有资源的广东商人进行了串换。你们现在看来这很正常,但在那个时候,我却被认定是"投机倒把",这个词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了。我被处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重新制定了工人的工资分配制度,很多人不高兴了。那个年代,"大锅饭"吃惯了,不习惯我们奖励多劳多得。

企业的职能是什么,不就是赢利嘛,不赢利不能叫企业,你叫事业算了。事业单位就可以不考虑经济效益,政府需要它存在,亏了政府补。但企业不行,企业是要赚钱的,不赚钱国家好不起来,不赚钱国家的积累从哪里来?国库的钱只出不进,问题就大了。所以企业的职责我看第一条就是要赚钱。在工厂的时候有些人说我三句话不离钱,在钱孔里打秋千。我倒不认为这是批评我的话,我确实就是这样的。要维持这么大的国家和社会,要让财富积累不断增加,当然要赚钱。我的宗旨从来都是要赢利,我走到哪里,无论大的烟厂还是小的糖厂,我都努力要赚钱。

说到串换辅料,那个时候进口原料都是国家买了再分配给大家。为了平衡利益和情绪,基本都是搞平均分配,不看实际需要,所以我们烟厂分配得到的数字往往是我需要的一半都不到。咋个办?只能和广东人做生意。广东开放,外贸方面他们比我们放得宽。但我们并不乱花工厂的钱。他们按国家专卖局规定的价钱把材料卖给我,我把烟按国家专卖局定的价钱卖给他。实际上我们已经很周折很麻烦了。后来我跟政府申请,以后我们自己创的汇,交给国家75%,留25%给我们去买设备买辅料,我们也就用不完。不过,这个申请手续搞得非常复杂,非常麻烦。好在后来国务院给基层工厂的权力慢慢放开了。但下面的厅局还不高兴,权力要他们拿着。唉,磨了多少年才到我们这里,到我们自己这里以后事情就简单了,企业赚钱就方便多了。

对玉溪卷烟厂有什么规划和期待?那个时候经常有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像我们这样搞工业和商业的人开心啊,总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抓生产了,我们这些人就有事做了。1979年国家又开始推动国企改革,更让我们高兴。谈到"企业自主权"这些概念,之前听都很少听到,但一提出来,真是说到心坎上去了。工厂要怎么做,往远了看真的没有太多计划。那个时候工厂问题那么多,就想着怎么赶紧解决问题,赶紧把工厂扶到发展的路子上来,不要人浮于事,不要整天亏损。改革是第二步的事情。那个时候是问题一出来,具体分析具体处理。一路都有人在考我的试,但没有考倒我。

做企业,种种难处都有。但是人是这样,当你进入某一种境界,再难的事你都觉得很平常了。我在烟厂只有一个追求,就是把生产搞好,把利润和产量搞上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少,又想把产量搞上去,就搞两个大班开工,两个大班很辛苦,但我发现还是不出活儿。利益没和个人挂钩我看还是不行。慢慢地,我把计件的方法又加进去,按单箱算工人工资,250条烟一箱,一箱多少工资。这样下来,工人干12个小时他都不辛苦,个个抢着做事。结果我们的收入比好多工厂都高,悬殊还大。工资发得高,政府就叫停了,说我们总量发够了,要暂停。没办法,其实国家也需要我们这个生产量,那我就只好去申请追加指标,追加指标大家就可以多挣钱。在这些前提下慢慢产量上来了,工厂再把节约的制度挂上去,整个就好起来了。当时在中国,我们算是领先这样做的。事情都是慢慢、慢慢这样做过来的。

对于玉溪卷烟厂,从业务上讲我没有什么担心的,在新平的糖厂我做了十几年企业,所以有思想准备。我想反正都是工厂,无非一个是地方小型企业,一个是国家大型企业,格局不同世面不同,但做法上我相信万变不离其宗。而且我相信在任何一种类型的企业都是要提高生产力,努力赢利,为国家财政创收。不过,我还是有些发愁。因为那里有出了名的派系斗争,哎呀我是最不喜欢这个,你斗我我斗你,工作不做,有时间就整人去了,很没有意思。但是在那个时候,领导也不让你想了,该去就去。而且因为我没有去塔甸煤矿工作,所以只能来玉溪。我在这里地委、行署都工作过,还是有点影响的。

做过了你就知道原来可以,你不做就永远都不进步。总的说来,那个时候国家还是很放权给我们做,国家不放权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在工作上信任很重要,我这个人,不管风险大小,喜欢自己做主,不喜欢样样事情都得按照上级领导的话去做,万一他说错了我也照做吗?如果你叫我来负责做什么事情,就应该完全放权给我。失误了,我改进,我做检讨,我自己把后果承担起来。

我这个人,有事情做就有干劲得很,不要让我闲着,闲着我就要生病。而且如果事情在眼前,要么彻底不做,要么就做到最好。沾了自己手的事情,做不好不好意思。

国家对我们放权,我们在工厂也奉行了放权的制度。我在烟厂工作到后期,几个副厂长独立就能批出几亿的钱。我从来都相信用人不疑,彼此建立信任很重要。你对人有个基本判断,大方向没有问题,具体事情就不会出格到哪里去。

到玉溪卷烟厂对于我来说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尽管我之前听说玉溪卷烟厂很多负面的信息,比如生产基础差,比如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我还比较犹豫:生产上发展得不好这一点能预料到,那个年代工业线上发展得好的企业没有几家,基础差,相反我们就有事情做,这一点我不担心;人际关系复杂这一点我比较担心,这个我不擅长,最怕掉到人整人的是非窝。但最后想想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我老伴儿和女儿都愿意到玉溪,所以我们一家人也算是高高兴兴到了烟厂。

我选人的标准?我啊,就喜欢踏实、肯钻研、认真的人,不管车间主任也好,技术员也好,给我汇报两三次工作我就知道他有没有水平,努力还是不努力。我最不喜欢就是练嘴劲的人。整天嘴巴里只有好话,好事一件不做,有什么用?没几句有用的。要做有用的事,也要说有用的话。挑一个人,就看他做事是好还是坏,一定要看事情,不要看他说得怎么样。在工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比较强势,我承认我自己是个强人,但好像对人还不是那么强势嘛。只能说我是个比较严格的人,但我对事不对人。像开头那几年,车间里面纪律比较混乱,还出现了偷烟的现象,工厂就开除了几个犯事的。那个时候开除人很少,所以他们的家属来求情,我就告诉他们:被开除的人里面也有我的亲戚,对谁都一样。

曾经有人问过我,1979年前后,中国社会已经比较开放,既然我对做企业有心得有兴趣,为什么没有脱离体制,自己去创业?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想都没想过要自己搞个企业。我从1948年参加革命,个人命运就和共产党连在一起了,从来都是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没有犹豫和怀疑过。我这个人向来不叛逆,虽然我也不是一个迎合的人。但是,共产党是我的信念,从来没有质疑过。况且我在云南这些小地方待着,眼前的事就一大堆要处理,没想过那么大胆的事情,除非迫不得已,必须要对自己负责任了,才做无奈的选择。

要建立某一种制度,总是要经历各路人的不接受,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就要坚持。一旦制度确立,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制度还是非常重要的。

离开新平,去哪里安家,我的选择并不多。我这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在那个年代,就是听从党的安排。我很少想过"自己要怎么样"。不过,因为在云南工作时间比较长,在我的政治身份得到平反后,党组织对我的安排还是有商有量的。最开始玉溪地委的同志希望我回到国家行政机关,我是打内心里不愿意。经过20年的"右派"下放生活,我在生活的底层算是爬了一遍,也算知道了自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要是回到国家机关,我无非就是上午坐坐办公室把事情都处理了,下午拿根鱼竿就下河去了。这种混日子的生活我肯定过不惯。我不愿意被卡得太死,坐在机关里,拿一大堆文件来看。这些文件对应实际的太少,空话套话一大堆。我听别人传达,别人又来听我传达,意思不大。我搞企业的话,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实实在在,所以我还是跟领导申请去了企业。

我记得有一年有些外省的客人来玉溪卷烟厂参观,是个贫困省的一些官员。我们厂那个时候条件还没多好,去接他们的车子没那么多也没那么新,结果人家不高兴了,说:"我大小是个处长,你们派一辆这么破的车来接我?"唉,我心里想:你们还这种心态?你们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差着别人那么远,没想好好奋发起来解决那些问题,还讲享受?

对于我来说,一个地方能安定做事,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就是一个好地方;如果还能有自然条件去拿鱼打猎,那简直是乐土中的乐土。

他们省的烟草本来也算不差的,准备振兴烟草,把三个主力烟厂合并在一起,但我听他们介绍情况就知道不行。三个厂加起来90多个处长,都争着要房子要车。我这里9个处长都没有,但我有两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就贡献64亿给政府做财政收入,他们一个省的财政收入也才63亿。在我看来这就是制度造成的,没有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奖惩制度,人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

"文革"结束后我恢复了身份,被上级送到云南省委党校去学习。懂政策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我即将有新的任命了。但是,从心里说,我很舍不得新平戛洒。在惯的山坡不嫌陡,我在新平是在出感情来了。一个地方,能够吃完晚饭,散着步就到江边去拿鱼,还是很愉快的。而且,糖厂那个时候业务也很稳定,我们正准备升级红糖厂,改红糖项目为白糖项目,有很多事情要做。

1979年我刚到烟厂的时候,就是明确各种制度和规矩,不要看人说话,要看事说话。以前工厂因为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看人不看事,导致生产上不去,制度完全被忽略。我要让工厂把生产搞起来,首先就要打破他们这些观念和做法。我现在回想一下,整个国家其实那个时候都在立规矩,我们也算跟上了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