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第五章 平静或不平静的生活

不过马静芬发现自己在学校过得并不是很开心。本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从部队文工团下来教书,有资历有气质,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很认可她。但是她发现地方单位的风气和部队的作风有很大差异,这里有明显的利益之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马静芬自小在家我行我素,在部队也是很简单的环境,自然不习惯这样的地方。特别是每逢周末,马静芬更感到别扭。周末的时候,学校例行有政治学习,学习结束之后,多数要安排一场舞会,年轻女老师必须出席,任务是教首长们跳舞。

1953年,马静芬从部队退伍,被分配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县中心小学教书,虽然是乡下,但这份工作很让家人满意。

这是解放初期许多国家单位的休闲例排节目:教首长跳舞。革命队伍里不少年龄或大或小的领导们,因为长期在战场,没有机会放松自己,自然也就不会跳交际舞。解放后,和平生活到来,各国家单位都贴心地安排周末舞会,让有文艺特长的年轻姑娘教首长们跳舞,还借此促成了不少革命姻缘。

马静芬最早在解放军的十三军里当一名战士,后来转到边防保卫局。但家人不太同意她在部队待着,大概传统的观点觉得女孩子还是少跟刀枪战争打交道比较好,虽然马静芬在部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文工团工作,但毕竟那里是属"武"系统。

马静芬这才知道为什么学校会把自己招来当老师,大部分原因应该是会跳舞,还是一名文工团女兵。但是,她自己的安排是周末政治学习后就回昆明的家,呈贡到昆明也就是一趟火车一小时的车程。

马静芬的影集里一直留着一张1951年12月她从边防保卫局教导队四区队毕业时和二组战友们的合影。当年19岁的马静芬在画面的中间,清秀圆润的脸上全是稚气和青春的倔强,就像她更小时候的照片一样。她没有一般人照相时那样对着镜头露出的笑容,她的嘴紧紧抿着,眼神笃定,让人天然有距离感。照片中的她不算最美艳,但是,无疑是最特别的一个。照片上的几位男性领导据说大部分都和马静芬吵过架,有战友告诉马静芬:"领导错了也不可能向你道歉的。"马静芬也开朗:"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吵出来了,出气了。"

她常常请假,学校领导非常不高兴。

父母的安排算是失败了,有个性的马家二小姐觉得应该找自己的出路。1950年,云南解放,解放大军进入云南。马静芬看到外面火热的世界,想想自己厌烦多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决定参军去。

一次,学校已经连续几个月两周才放一次周末假,马静芬已经很久没回家,但周五校长又宣布:明天周末不放假,学校要开会。马静芬憋不住了,她身体一直有些不舒服,想回昆明找医生看看。于是她找到校长请假,校长自然不批:"又请假?要开会!不能走。"马家二小姐马静芬急了,开口说道:"我是去看病。死了你负不负责?"

这次马静芬挨了母亲的骂,但母亲也知道了女儿的心思。母亲了解自己这个说一不二的二女儿,不再安排这门亲事了。

校长没辙,只能准假。马静芬是赌气回的昆明,自然也就没按规定时间回来。

大家并不知道这是马静芬的恶作剧,所以表哥还会再来。马静芬也没法第二次再解狗链子,只能甩脸色给表哥看。一次,表哥到家后表示要洗漱洗漱,有用人给他指了洗漱架,马静芬心想有好戏看了,悄悄闪躲到一边看着,大气不出。她知道洗漱架上除了香皂肥皂,还放了一支很像牙膏的外用药膏,表哥肯定会弄错。果不其然,表哥拿起药膏往牙刷上一挤,张嘴就开始刷......结果可想而知,可怜的表哥......牙齿顿时红了。"后来想想还是后怕的,要是他吞下去毒死了怎么办?"马静芬年老后恢复了当年的俏皮劲儿,调皮地说。

而这个时候,正好褚时健作为地区领导到了呈贡县检查文教工作。

马静芬知道了母亲的心思,她起了另外的主意。家里有只很凶的大狗,平时都用链子拴在门柱上,怕它吓到人。有一日马静芬听说那位表哥要来家里,就悄悄把狗链子解开了......结果可想而知,大狗狂吠起来时,可怜的表哥夺门而逃。

两人的缘分就此开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褚时健26岁,马静芬21岁。

父母大概看她没什么事情做,算算年龄已十五六岁,按习俗应该是订婚的年纪了。母亲半开玩笑半生气:"不念书就把你嫁掉!"她看中了自己娘家的一个侄子,觉得很适合自己的女儿,没想到告诉马静芬后,二小姐不喜欢,生气了:"我不和他!"母亲听了也没在意,以为女儿害羞闹点小脾气,依然把侄子请到家里来做客。

结婚

褚时健在地委和行署工作期间,除了常规的人事工作,还要时常带着各种工作组、工作队到下级的县、镇去蹲点检查工作。1954年,玉溪地区开展小学整顿工作,正在玉溪地委宣传部工作的褚时健和地委共青团的书记两个人负责此事。工作检查到呈贡县,褚时健在中心小学召开了一场座谈会,主要内容就是听校长介绍教师队伍情况。校长说着说着,"马静芬"这个名字就引起了褚时健的注意,因为校长在汇报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时,"马静芬"三个字频频被提起。褚时健听明白了,这是校长认为最不听话、最不守规矩的一个老师,而且还是个女老师。

马静芬在家中的女儿里排第二,按西南人的传统说法,家里的老二通常性格别样一点,脑子好用一点。马静芬也给人这个印象,家里人都有共识:"二小姐不好惹。"

既然说得这么严重,散会后褚时健就让校长把老师们的档案都拿来看看。他也很好奇,一个女教师,怎么就成了"最不听话的"呢?校长拿出一摞档案,褚时健一张一张仔细看。看到马静芬的档案时,褚时健特别留意了一下自我介绍一栏,本想看出"坏"的痕迹,没想到看着看着褚时健却得出完全相反的印象:"短短100多个字,写得非常得体,抓得住重点,没有一句空话。一个只有小学文凭的年轻姑娘,比高中生、中专生表达得还要清楚。"再看看照片,小小的证件照,却能看出这姑娘眉清目秀。短短半天,褚时健对马静芬竟产生了好感,尽管还没见面。

外面在打着仗,家里兄弟姐妹众多,马静芬辍学在家的日子也并不清静。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她因为上手工课,学会了织毛衣和其他一些手工,所以偶尔在家动动手做手工,倒也不觉无聊。马静芬的手很灵巧,她的手工总是得人夸赞。但马静芬从来都有自己的主意,别人夸不夸对她影响都不大。有时用人来催她把衣服换下去洗,她心里想的是:"那么多衣服你都在洗,你不累吗?"但她嘴里也不表达,只是"不换就是不换"。

工作队长毕竟做事严谨,有了好感后,还是做了一些调查。他叫来呈贡县委宣传部的小赵,点了五六个呈贡中心小学老师的名字,"你把他们的情况说来我听听"。这几个名字里就有马静芬。事实上,褚时健也只认真听了有关马静芬的那段介绍。听完介绍,褚时健忍不住对小赵说:"不咋个坏嘛,哪有说的那么严重?"小赵听了叫苦连天:"哎呀,你不知道,个个都怕她。"

马静芬说的正是1941年,日本对云南进行系列大轰炸的时期。那些飞机从腾冲方向飞过来,一路飞一路炸,云南人死伤无数。在马静芬的记忆里,还有在防空洞里大人为了小孩子的哭声不要传出去,死死捂住孩子的嘴,结果把孩子捂死的记忆阴影。那个年代女孩子的成长,因为时代而造成了许许多多冰冷的回忆,她们的性格里,自然也就有了很多坚强吧?

60年后褚时健回忆当年感情的开始时,偶尔会把顺序记错:"好像是先看的档案,才开的座谈会?"马静芬会立即纠正:"搞错了!你以前和我说的是先开座谈会,再看的档案!"褚时健笑笑:"唉,当时都乱了。"

马静芬的童年和少年都是中国处在战争中的时期,不过因为是女孩子,家庭环境也把她和兄弟姐妹们保护得很好。战争对于马静芬来说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她只记得有一年银行迁到云南保山,一天正是"五一"节,她和姐姐挥舞着小旗子跟家里人在公园,突然天上许多飞机轰鸣而过。公园里的人不明就里,还带着小孩子们一起数:"一架,两架,三架......"然后飞机就开始往下投掷炸弹,公园一片混乱。"那是1941年吧?太久了不记得了。就记得我们一起进公园六个人,死了两个,重伤了两个,伤了两个。我和我姐都带了伤。"

应该是心有些乱了。之后呈贡中心小学的分组讨论会,褚时健都出现在马静芬所在的小组,不怎么说话,只是静静听大家发言,坐一两个小时就走了。经常见面的两人很少交流,一个是领导,一个是普通教师,偶尔说两句也都是例行公事。年轻的马静芬没多想,只是觉得奇怪:"工作队这个队长怎么老在我们组开会?"不过,她对褚时健的工作评价很高,觉得这个领导实事求是,说话都在道理上,而且不啰唆,她觉得自己很愿意听这个年轻队长的一些工作建议。这对于马静芬来说的确不容易,在中心小学工作的一年多,她对于周围的人和事基本上持看不起的态度。

抗战期间,马静芬和家人辗转昆明、重庆、上海,生活虽然有些颠簸,但家庭小环境却是富足安逸的。虽然她对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很无所谓,但复杂的家庭结构和富裕人家的各种问题对于她来说再熟悉不过,也再厌烦不过。

对于褚时健来说,这些小组会议就很重要了,他在慢慢观察这个给自己好感的女老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马静芬的好评越来越多,"很努力,很认真,聪明,有想法"。他对马静芬的心思差不多已经定了,但他倒也不着急,因为还不知道马静芬的心思,"后面的工作慢慢做"。

上过的几天小学仅仅教会了马静芬加法和减法以及一些汉字,一直到12岁,马静芬都对知识没什么概念。加之父亲几乎一年换一个工作的地方,一家老小便跟着四处奔波,马静芬更对学习没有兴趣。12岁时,父亲带着家人跟随银行到重庆任职,母亲又想起应该送马静芬去读读书,于是她重新入校。这次因为年岁大了些,也看到比自己小的人掌握了不少知识,自己心里也有些着急,马静芬沉下心来学习了。她记得刚进新学校那天,校长给自己考试摸底,可自己却连除号都没有写对,母亲着急得在窗外拼命比画:"不是那样!这样!这样!"不过,因为聪明伶俐,马静芬学习起来很快,她后来回忆说:"班上大概是我最先掌握鸡兔同笼的各种数学问题。"不过,她终究对学习兴趣不大,后来又转学到上海,念到初一后就彻底不上学了。

因为马静芬的表现的确出色,褚时健于是和一起下到工作队的共青团书记商量,把马静芬抽调到了教改工作队。马静芬先是被调到玉溪当时条件最不好的元江县去教改,然后又去了玉溪地区条件比较好的通海县进行教改。但无论条件好坏,她越发令褚时健惊奇:虽然年纪轻轻,小姑娘做事说话却利落爽快,而且原则性很强。1954年,她因工作出色,入党申请被批准。"我越来越觉得她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褚时健后来回忆说。而且他也承认,一年之内把马静芬调来调去,是有意为之,他就是想看看马静芬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在通海工作期间,马静芬还被请上教职工大会的主席台,发言讲述自己的教改经验心得。走下讲台后,褚时健对她说:"小马,过五关斩六将啊!"

于是,她在家待着和兄弟姐妹、家里的用人玩,父亲工作忙顾不上管她。而且父亲母亲闲暇时还爱打打麻将,更没功夫管她。马静芬倒是在8岁就学会了麻将,因为大人们习惯了晚上麻将后要吃夜宵,小孩子们贪吃,就坐在麻将桌边边看边等那碗夜宵,看着看着不经意就学会了。

决定性的一次谈话是在通海县进行的。马静芬在通海工作的最后一天,褚时健把她叫到了办公室。马静芬以为又是一次有关工作的谈话,兜里装了个小本子就去了。两人面对面坐下,中间隔了张大桌子,桌子上还放了两个暖水瓶,以至于褚时健看不到马静芬,马静芬也看不到褚时健。马静芬掏出本子等着褚时健说话,没想到等了半天对面也没出声。马静芬心里正犯嘀咕,褚时健说话了......说了什么,2014年马静芬和褚时健在回忆时都表示不记得了,有旁人帮忙回忆说应该是:"你觉得我怎么样?"这一类话,不过褚时健笑笑,觉得自己当时应该不会这么表达,他应该更含蓄一些。能够想象,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个人情感的表达不会有什么浪漫和感情色彩,况且还是从来不太会表达自己感情的褚时健。

马静芬3岁时由母亲亲自领着上了幼儿园,她只记得当时的幼儿园有一张三角形桌子给自己用,里面用来装书包、零碎东西之类。之后几年的幼儿园生活基本上就是"老师讲他的,我玩我的",晃晃悠悠到了小学。马静芬的倔强性格在小学完全展露出来,小学没上多久她就回家跟母亲说不想去读了,母亲自然不干:"为什么不去了?""我记不住。"她的回答倒也干脆。母亲劝了半天,给她讲道理,也问了很多次"为什么不念?到底为什么?"。马静芬最后找了个理由:"那个老师是个小脚,头上还梳一个'鬏鬏'(云南话,发髻的意思),我不想跟她学。"话说得这么坚决,母亲也无可奈何:"算了算了,不念算了,在家待着吧。"

无论如何,那就是一场隔着两个大暖水瓶、靠声音传递的表白。马静芬说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怎么走回宿舍的,大脑里完全是空白。她只记得当晚把自己藏在被子里,哭了半个夜晚,室友无论怎么问她也不回答。

其实马静芬的母亲是当年昆明女中的毕业生,家庭富裕,在当时算得上非常有见识的女性。在嫁给马静芬的父亲后,大概因为家庭事务复杂,少奶奶的生活过久了,慢慢也就习惯了指挥指挥用人、闲了打打麻将的生活。在马静芬的记忆里,母亲脾气不太好,但不算一个很严厉的人,尤其在对待女儿的学业上,母亲表现得并不是很在意。

这场哭泣,不是高兴也不是害怕,只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在爱情和未来面前的惶惑和不知所措。

马静芬的出身和褚时健完全不同,她的父亲早年是兴文银行上海分公司的襄理,从云南昆明到上海滩工作的高级金融职员,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低。上海沦陷于日军手里那年,马静芬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是坐着专机从上海飞到昆明的,可见家庭显赫的一面。不过这似乎也不能说是马静芬性格要强的来源。马静芬的母亲不是原配,算填房,所以马静芬尽管是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但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马静芬从小就性格倔强有主见,小时候她的母亲会抱怨做襄理的丈夫忙得不管自己,马静芬小小年纪就会冷冷地劝母亲:"你不要抱怨了,你生了这么多女儿,他都没说什么,也没出去找别人,不是很好了吗?"母亲也就不出声了。"大概天生性格就是这样不好对付。"她轻轻地笑着说自己。

紧接着,马静芬的不置可否让褚时健和周围人都着了急。褚时健的部下们有机会就向马静芬介绍褚时健的能干和吃苦耐劳。后来马静芬说:"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华宁人!"但她还是动了心,她想:"一个党员,应该不会错吧?"况且褚时健在干部群体里口碑太好,她觉得自己好像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偶尔褚时健会约她去城郊散步,她也越来越自然地赴约了。

马静芬的故事

马静芬即便已经年过八十,虽然头发花白,脸庞瘦削,但她身上有两点保持了年轻时甚至是少女时的特点。一是她的眼神。那是一种利落的、简洁的,甚至严厉的眼神,和不熟悉的人见面时,这种犀利的眼神尤其明显。二是她的腰板。她从来都是腰板直直的,虽然因为年老,背稍微有些驼,几十年间也病痛不断,甚至得过足以击垮人意志的癌症,但她的腰板从来都很挺直,全然不像一个耄耋老人。

她把褚时健的一张小小证件照带回了昆明家中,让家人看看。没想到姐姐妹妹们的反应是:"好黑!""看着好凶!""好老啊!"马静芬急了:"人家才26岁!"

但遇到特别动心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1955年,褚时健和马静芬领证结婚。马静芬说自己都没到民政局就拿到了结婚证,因为褚时健拿了她的相关证明,自己跑了一趟民政局,回来两人就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但这一天的日期马静芬记得非常清楚:1955年10月20日。然后她和褚时健花了10元钱买了点糖,两人都换了身干净衣服,请两边的同事到褚时健单位会议室坐坐,领导也发表了谈话,大家吃了喜糖,说说笑笑一番,两人的婚就算结完了。本来马静芬和褚时健商量,从会议室出来再请大家去看场电影,褚时健"哦!哦!"答应了几声,马静芬就没再问。"结果我的同事们去了电影院,他也不在,没看成。"马静芬躲在屋子里,生了气。

但年轻人的婚姻,自己不在意,别人也会在意。当时,许多革命队伍里的男性干部因为战争,耽搁了婚姻,解放后大都由组织出面,给老同志们找到了结婚对象。褚时健倒不存在这个问题,他有的是自由恋爱的时间,而且彼时的他,年轻有活力,皮肤黝黑,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高高的鼻梁,加之性格随和,工作能力强,很受姑娘们的注意。只是褚时健不算一个在男女感情上敏感的人,若非特别动心,他很容易就把一个对自己属意的姑娘给忽略过去了。土改后到玉溪工作,褚时健遇到了一两个或自由恋爱或别人介绍的年轻女性,但很快就成了过去。过了几十年后,他根本不记得当时是什么状况了。

结婚三天后,又生了一场气。因为褚时健当天没回家,也没留任何话,马静芬新婚新妇,也不好意思问别人。两天后褚时健回来了,没事儿人一样,马静芬放下了担心,却气不打一处来:"你去哪里了?"褚时健说:"出差嘛,去峨山了。"

在遇到妻子马静芬以前,20多岁的小伙子褚时健也曾遇到过恋爱对象。在老家时的表妹王兰芬虽然是父亲订下的婚约,但因为褚时健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活,也因为时代的大变迁,两人的婚约早已不了了之。解放后,褚时健1952年在华宁进行土改工作,有一位从昆明工商银行到华宁参加土改锻炼的姑娘,和褚时健在一起工作。年轻人天然就合得来,两人慢慢有了感觉。但大概真的太年轻,也许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两个人在生活中更愿意"扮演"革命人的角色,更愿意把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男男女女的私人感情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婚姻生活开始了,一地鸡毛。于褚时健、于马静芬这两个婚前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人来说,新的考验、新的磨炼开始了。这是不同于战争和革命工作的考验和磨炼,平淡生活的婚姻就像淙淙溪水击打着顽石,一切改变都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并完成,男女皆如此。

听起来,这样的工作严肃又枯燥,但褚时健却因为工作组完成了人生大事:结婚。

马静芬不仅要适应和自己生长背景完全不一样的褚时健,还要适应和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相处。那时褚时佐在玉溪的一所初中读书,平时住校,周末回家。褚时健的工资在当时玉溪干部里算较高的,每月有90元。因为要承担弟弟的生活费、学费,日常生活倒也没体现出高工资的优越,不过在那个年代,在国家干部之间几乎也没有贫富差距。褚时健习惯把钱放在抽屉里,弟弟每次回家就自己从抽屉里取,取多少褚时健也不管。他也不算一个特别细心的兄长,大概因为离开家比较早,他对如何照顾人比较陌生,所以和褚时佐的沟通也并不多。况且二人相差了十几岁,褚时健几乎把褚时佐当成一个小孩子来看。

所谓工作组,是党的上级机关对下属部门和单位进行检查、指导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上级机关选派几位工作能干或级别足够的干部,下到下一级行政单位,从各个方面考察下一级单位和个人的工作。

结婚后,马静芬觉得应该担起哥哥嫂嫂应有的责任。她看褚时佐每周末回家,不看书不学习,回家的主要事情就是从抽屉里拿钱,然后就出门玩去了。她提醒褚时健:"是不是要过问一下你弟弟的学习?"褚时健才想起叫褚时佐把功课拿出来检查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弟弟的作业本上几乎全是大红叉,褚时健很生气:"你这是在学些哪样?"把弟弟大骂了一顿。马静芬提醒褚时佐:"下周记得再把作业带回来。"过一周,褚时佐又回家,打开作业本一看,全是大红勾。褚时健更生气:"哪有进步这么快?!你是不是抄了人家的?"褚时佐不出声,又被哥哥骂了一顿。马静芬说:"后来褚时佐和我们相处很不好,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记我的仇吧?"

生活就是如此推着褚时健向前走着,忙忙碌碌。在机关单位做着人事工作的同时,他也不间断地参加各种工作组,到玉溪地区的各个县检查、深入工作。

家庭的事情褚时健是能不管则不管,他的工作很多,也没有养成对家庭依恋的习惯。显然,一个16岁就离开家庭、10年来一直在艰苦条件下颠沛流离的男性,很难因为婚姻就改变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点令马静芬非常不满。作为一个从富裕家庭成长起来的年轻姑娘,她对婚姻有很多期待,对丈夫也抱有很多希望。两人明显在这一点上毫无默契。马静芬觉得根本不了解自己的丈夫,而褚时健丝毫没感觉到妻子的不满,他的心思依然全部在工作上。

母亲去世后,他尽着长兄如父的责任,弟弟褚时佐和妹妹褚时英一直跟在他身边。褚时英大一些,所以在褚时健工作忙的时候,常常是她带着褚时佐到大哥单位的食堂买饭吃饭,照顾弟弟的饮食起居。褚时健在云南省委党校读书时,褚时英已经到了工作的年龄。她读过好几年书,在解放初期也算有些文化的人,于是很顺利地在华宁县的供销社找到工作,算是生活独立了。而褚时佐要小褚时健十几岁,褚时健党校毕业到玉溪后,褚时佐也到了玉溪县城一所初中就读。

婚后不久,马静芬怀孕了。她想象中来自丈夫的体贴和照顾全部没有变为现实,多年后她依然有些不原谅当时褚时健的粗心:"我让他去帮我买条鱼,他竟叫我去食堂吃!"1956年11月,女儿褚映群出生。马静芬知道要指望褚时健帮忙带孩子是不可能的,于是,她把母亲从昆明接到玉溪,帮自己照看映群。这时,褚时健已经调到玉溪行署人事科任科长,工作更忙了。马静芬自己也调到距离玉溪城外10公里处的大庄小学任教,因为交通不方便,教学任务也很重,她经常住在学校,于是家里常常是马静芬的母亲一人带着外孙女褚映群。

偶有闲暇,褚时健会和同事们一起长跑到郊区,锻炼身体。他的体质不错,从玉溪城中心到郊区10公里的路程,一口气跑下来丝毫不见疲态。年轻,总是好的。但对于褚时健来说,仅仅跑跑步算不上乐趣,他还是最喜欢拿鱼(捉鱼)和打猎。偏偏玉溪虽然有条河横穿整个城,但毕竟是人口较多的县城,随便摸鱼抓鱼还是不太方便,偶尔只能找地方钓钓鱼,这让他觉得生活有点沉闷,虽然玉溪作为地区行署所在地,工作上的方便之处自不待言。

在马静芬看来,褚时健如此粗心是因为他自己的母亲曾经历尽苦难,所以觉得妻子受的苦都微不足道。而褚时健觉得自己并没那么想,他的解释是:"那时一心在工作上,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他的工作自然完成得不错,地委和行署里的干部大都年轻,有南下而来的,有本地成长起来的,性格各异,做事风格也各不相同。不过论办事能力,褚时健在一众干部中算得上出类拔萃。他最擅长和人谈话,化解对方的思想心结。在人事工作上,一纸公文还得加上干部的协调能力,政策规定才能执行下去。褚时健总是能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就把事情处理了。他和人谈话从不谈大道理,但总能抓住对方的心思,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谈通了。因此,他有了办事能干的名声,也交了不少朋友。

最让马静芬觉得糟糕的一次是自己入医院做手术,褚时健居然那天还安排了会议,医院里只有母亲领着褚映群陪着她。看着老的小的都在哭,马静芬心里委屈万分,她觉得自己实在不能理解褚时健。

褚时健说自己的性格属于比较简单、爱出去跑跑那种。在地委宣传部和行署人事科的几年,他的工作是大量和人及文件打交道,各种文件、各种会议、各种人际关系......每天的时间都是填满的,包括周末也很难得有休息的时间。那个年代的机关干部,有着比后面几代干部几倍的热情和干劲。他们大都经历过新中国的成立过程,内心对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有着垂直的信任和崇拜,为了这个信仰,个人的利益、得或失、辛劳或安逸、都不足挂齿。那是一个高歌昂扬、齐步向前的年代,个人服从于集体,集体服从于党中央,在思想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干部们都比画着相同的人生动作。褚时健身处其中,同样以年轻的热情迎接每天都在刷新的社会。那时,他并没有想过工作是否适合自己,未来自己会做什么,没时间想、不会去想;前程、往事在脑子里都被忙碌所化解,只剩下眼前的火热。

对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女性来说,婚姻是生命的全部,而对于年轻的男性,婚姻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所有有关婚姻的抱怨和不理解,大都来源于这个意识上的分歧。而妻子对丈夫的抱怨,也大都是"不关心,不体贴,不爱、不管"。任何年代皆如此,马静芬和褚时健之间也是这样。

波澜不兴的生活

1954年至1958年5年间,褚时健从26岁到30岁,一个男性最有激情、最有抱负、最敢于为未来付出代价的阶段。从云南省委党校就读一年后,褚时健这5年是在玉溪地委机关单位度过的,他分别在玉溪地委宣传部和玉溪行署人事科任过职。像每一个对新中国满腔热情的干部一样,他一边认真领会着新政府的各项思想和政策,一边投入火热的新社会建设中。心,是纯净的;干劲,是无穷的。尽管这些工作被褚时健后来感慨为:并不太适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