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自述 我的1986

红塔山香烟1986年左右卖四五块一包,四五年后,就卖到10块、12块了,基本上每年就是一块上下来提价。

我们的红塔山香烟从1986年开始,几乎每年涨一块钱。这还是我们控制了的,把这个涨幅控制在一块左右,不然纯粹按市场需求,会涨价更多。我是考虑企业生产产品是要给消费者消费的,他们如果在价格上承受不了,买了一回也不买第二回了。我们不这么干。而且我向来主张利益大家共同享有,所以把卷烟的利益分配留一大块给省烟草公司,它卖我们的烟赚得多,自然向我们拿的货就多。大家赚钱才能越赚越多。

不过可惜后来红塔山香烟卖得不如以前了。玉溪烟卖400块一条的时候,最受欢迎的红塔山也就120块钱一条。以当时昆明的物价来说,一碗好的米线1块2一碗,一条烟就是100碗米线的钱。到现在,2015年了,昆明米线大概6块一碗了,但红塔山的价格还是10块一包,不升反降了。

"三合一"以后,烟叶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玉溪卷烟厂生产的香烟因为原料好,产品质量也就好,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这个就是硬指标了,如果有人指责我们的"三合一"不对,为什么我的烟生产多少卖多少?全国那个时候有3亿人在抽玉溪卷烟厂的烟,这个数字不是开玩笑的。别人家的烟销售还困难,我们的排着队还难买到。无论你做到哪一行,产品质量都是第一位的。产品质量不过硬,单靠宣传或者什么优惠,人家上一回当,第二回、第三回,肯定不上了。

烟叶的质量决定了卷烟的质量,所以我在烟厂那些年,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大概就是"第一车间"的建设了。

当领导的,只要有开放的心态,见识也有,还是很好打交道的。普朝柱和朱奎就是这样。本来他们对烟草发展的预估没有那么快,觉得我步子迈得大了点,但只要我说得出道理,他们都还是能接受的。后来我们一件事一件事都做对了,普朝柱和下面人还打招呼:"以后玉溪卷烟厂的项目,大家尽量采取配合的态度,不要为难他们。"我是从心底感激老普和朱奎。

争取到"三合一",能够直接控制烟叶的种植和质量后,在资金上我们投入了很多。在玉溪地区,烟厂培养了3000名烤烟技术辅导员,根据从美国学来的"十条规范",让辅导员们下到每户烟农的地里,手把手辅导。一个村子四五十户烟农,我们分配两三个辅导员蹲点。株距多少,行距多少,栽种、收割时间的控制,肥料的总量,肥料的结构......每一样我们都用数据控制好,彻底把传统的栽种过密、肥料结构单一、过早收割的问题给解决掉。

这一下我受的非议就多了,都说我太贪权,管得太宽,手伸到别人家的饭碗里去了。说什么的都有,感觉我太霸道。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着如何把卷烟质量搞上去,不然我这个厂长当得没有价值。我只听话不做事,你们倒是看得惯,我自己看不惯,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向省里申请。当时云南省委书记是普朝柱,我两个很早就认识。他对我这个人虽然了解,但是具体到要把三家合并这件事上,他还是不敢轻易下决定。最开始他劝我:"再谨慎一点,你这个步子是不是快了点?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考虑其他两家的利益和感受。"老普这个人历来比我考虑问题要周到,我天生是做企业的人,思维直接,想到就做,而且基本上是边考虑边做,普朝柱就考虑细致得多。还有一个负责这件事的领导是分管烟草行业的副省长朱奎。说起来朱奎也是帮了烟厂不少忙,这个人很开明,脑子也灵活。我当时说服他和普朝柱的主要一点就是:你们让我搞,我保证让企业多缴税,一定把国有资产管理好。而且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如果烟草生产自己控制,建立自己的多少亩基地的话,每年能多生产多少箱烟,能多创多少利税。一样一样,我都用数字跟他们估计好。

这些辅导员的开销和工资都由烟厂负责,这不是笔小数目,但带来的回报却是巨大的。

这个争取还是很难的,历来烟草都是由国家按计划调拨到厂里,厂里的生产计划就受制于烟草调拨的数量,质量上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怎么想这个安排也不科学。要把卷烟的质量提上去,烟草种植生产的环节我们就得自己说了算。所以我们向省里争取"三合一"的体制,把烟草公司、烟厂、烟草专卖局合并到一处,三颗章放在一个抽屉里,该盖哪颗盖哪颗。

当年玉溪卷烟厂关于烟叶种植的一些标准,后来在全国都通行了。但我这几年抽一些烟,还是觉得口感没有掌握好,主要还是烟叶的问题。一抽就知道烟叶的生长时间不够,收割急了点。农作物这个东西,最能反映人的做事风格,你尊重它的生长规律,按规律办事,认真对待,一定会有好回报。现在很多卷烟生产部门都没意识到这一点,但1986年的时候,玉溪卷烟厂就做到了。

1986年,我们的"第一车间"的想法就开始大面积推广了,玉溪地区就搞了70万亩的烟叶种植基地,后来在红河和曲靖又建立了几十万亩的基地。从制度上来说,"第一车间"冲破了计划经济的调拨制度,70万亩的烟叶产品全部归企业用,国家不来调拨。

我们抓烟叶的生产,有人劝我不要搞那么多事来累,说烟叶嘛,是农业部该管的事情,你拿着国家分配的烟叶,把计划的那点卷烟生产量搞出来就行了。我还真是没想那么多,我搞生产肯定就要搞好,要生产出好产品。没有好烟叶就没有好产品,所以我还是得管烟叶的事情。到今天,中国的卷烟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赶上了西方人,我们进口原料也用得很少了,我们当时努力的价值也体现出来了。

1984年,我带着厂里的技术人员到美国去,到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两个烟草种植比较强的州,足足待了一个月。几乎每天我都往烟田跑,蹲在地边研究烟叶的种植。回来后,根据他们的经验,我们搞了个"十条规范"。照着这十条规范种烟叶,第一年,也就是1985年,在我们玉溪的赵桅乡就试验出效果了。

老是有人问我:"你做事的原动力在哪里?"特别是在玉溪卷烟厂期间,大家都在吃"大锅饭",都在混日子、明哲保身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不断去和领导商量,总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思,于我个人来说,其实只有麻烦,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处。像我们搞这个"第一车间",1986年的时候争取"三合一"的政策,对我个人来说能有什么利益?做来做去都是为国有资产。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性格使然,很少考虑个人得失,别人不敢干的事情,偏偏我就有这个热情。我记得"文革"期间邓小平和江青到大寨去视察,两个人都有一份讲话,邓小平那份讲话资料我放在抽屉里好久,时不时就拿出来看看,他真是说到了我心里去。做事就是要苦干、实干,用人就是要用好人、能人。我们是有条件做事心里就高兴。后来国务院发了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14条规定,我干得更热闹了。说来说去,我的个人价值在哪里,就是要不断做事才能体现,空话套话我是最不喜欢了,牛皮吹破了事情做不成,有什么用?

这一点,是西方人教会了我。

198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对我们做企业的人来说,这是个福音。虽然烟草行业比较特殊,和其他行业不可能完全同步,但是毕竟中央政策表了态,我们的生存环境还是宽松了很多。比如在烟农补助的问题上,因为一直没搞清楚给烟农的补助属于生产成本还是利润支出,这一块补助一直不敢放开了做。但烟农对于烟叶质量是决定性的因素,必须把他们安抚好,让他们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和过得去的生活条件。我因为这件事到北京找了领导三次,还好,领导很理解,很快帮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同意把烟农的补助归入税前成本。这个政策帮了大忙,让我们得以放手协调对烟农的各种福利政策。1986年当年,我们对烟农的补助就达到了280多万元,后来逐年都是好几倍好几倍地增长。不是我多有说服能力,要感谢领导确实有理解工业发展的能力和心胸,也得益于当时政策的宽松。

照我说,中国的卷烟品质要赶上西方人,首先就要在原料上赶上他。

如果回忆烟厂的17年,1986年肯定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我们真正抓住了卷烟发展的重点:原料生产。做事抓重点,不然你做得多费力也白做。一根香烟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烟丝的质量。你手里有这个市场上最好的烟丝,不愁没人买你的烟。而且我们把工业的思路放到了农业上,把传统的种烟叶的农民当作工人一样对待,有标准、有要求,也有合理的补助。烟农对我们玉溪卷烟厂有归属感,自然能和我们想到一处。

我们搞香烟生产为什么比别人上得快,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把烟叶的品质搞好了。国内很多工厂都把力气花在买好机器上,想借此做出好烟。但我的看法是,设备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原料品质。所以我们首先搞原料,自己建烟叶生产基地,几十万亩。自己控制的基地,原料质量就非常好,卷出的烟就好。其他地方的烟销售困难,我们的烟不够卖,排队还要几个月。

我以前有两张照片,珍贵得不得了,可惜这几年找不到了。是两张烟叶的照片,那种成色、颜色、成熟度的烟叶我是再也没看到过了。有一年通海的烟田里种出了这种烟叶,我叫人拍了照片,可惜了,现在照片也没有了,那么好的烟叶可能也没种出来过。

1986年,玉溪卷烟厂在烟叶种植生产上下了大力气。

1986年我们把烟叶种植的基础打好了,1987年、1988年之后,烟厂就开始飞速发展,短短几年就把同行甩出去好远。我们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夯实各种基础,观念有了,设备有了,原料有了,人有了,玉溪卷烟厂没有不发展的理由。

我1979年进烟厂,最开始两三年都是抓整顿性的工作。以前工厂不在生产的正道上发展,要把它扭过来。到1982年就开始见成效了,发展速度上来了。然后,我们又花几年时间集中精力做了技术设备的改造,工厂的硬件也基本具备了。但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是1986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