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七章 动乱岁月中的平静生活

戛洒糖厂靠近江边,加上天气湿热,所以每天晚饭过后,厂里的职工不分领导群众,都会拖家带口,一起下江捉鱼、洗澡。褚一斌年幼时褚时健并不怎么带儿子去,大概他觉得儿子太小,下河会有危险。一日他和同事们又提着渔具到河边去,到了河滩上正在准备渔具,突然看见褚一斌已经站在自己身边了,笑嘻嘻地看着自己。褚时健拍拍儿子:"来了?那就和我一起拿鱼!"从此他再来抓鱼就爱叫上儿子了,而且还发现了褚一斌和自己相似的地方。一天正值汛期,褚时健又琢磨着去抓鱼,就让儿子褚一斌不要再跟去了,因为江水太急,容易把他卷进去。但褚一斌哪是那么老实听话的孩子?父亲前脚出门,他后脚就跟了出去。一次褚时健又出门抓鱼,因为刚下过大雨,就不让褚一斌去。等褚时健正准备下江时,却发现褚一斌已经在水里扑腾了。刚下过雨,江里到处飘着鱼,捉鱼的人得赶紧下水。褚时健看见儿子一个猛子已经跃到了河里,正准备自己也下去,不料江面上突然起了一个漩涡,把鱼一下拉了进去,褚一斌也被扯进了漩涡。褚时健见状吃了一惊,正要游过去救儿子,一掉头却见褚一斌又从水中钻了出来,两只手拿着一条鱼。"厂长,儿子像你呀,水性这么好。"旁边的同事说。

褚一斌最愉快的事是和褚时健一起去抓鱼。大概有基因遗传,褚一斌从小就对抓鱼很感兴趣。

在戛洒的抓鱼时光里,下水抓鱼属于比较粗暴的一种,偶尔褚一斌也和父亲实行温和抓鱼法。吃了晚饭,褚时健和褚一斌就走到江边下鱼钩。他们用一根二三十米长的线,每隔一米挂一个鱼钩,把蚯蚓等鱼饵穿上去,就放到江里,然后回家吃饭。第二天早上褚时健拍拍床上的儿子:"小弟,收钩去!"褚一斌一骨碌爬起来,直奔河边,乐颠颠地把鱼和鱼钩都收回来,大丰收!"要说拿鱼,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没有人能超得过他。"褚一斌说。

儿子一般都显得淘气,褚家也如此。那时的家长对子女教育没有那么多教育理论指导,一切都凭直觉,而且因为频繁的政治运动深入生活每一个角落带来的压抑,父母对子女一般都比较粗暴,抡起棍子就揍一顿的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温情少有显露。褚一斌说自己第一次感受父亲的爱和温情还是因为挨了一顿揍。有一段时间,他跟小伙伴们喜欢玩一个危险的游戏,就是守在公路边,看到汽车开过来,就一起从车前面冲过去,看谁跑得快,看谁能一下闪过汽车。有一次被褚时健逮了个正着,气得他二话不说,操起一根棒子就把褚一斌狠揍了一顿。褚一斌说自己当时还真没觉得父亲可怕或可恨,他倒是感觉父亲还是关心自己的,这一点让他觉得很幸福。

在褚时健、马静芬和褚映群的心目中,新平是个下放之地,也许是他们一家暂居的地方,也可能一辈子就这么待下去,一切都是未知。而褚一斌没想过这么多,对还只是儿童的他来说,有小伙伴、有山、有河的新平是一个乐园。他对读书没有那么大兴趣,马静芬有时会自嘲说儿子这一点像自己,不爱上学读书。而褚映群不一样,她从小就爱看书写字。马静芬回忆女儿小时,"一张烂报纸也要翻来覆去看好久,上个厕所也拿一本书"。两姐弟相差六七岁,性格也不太一样,加之褚映群中学到县城去读书了,很少和弟弟在一起,所以褚一斌对童年时有关姐姐的一些回忆并不是太深。但他还记得当时自己经常向小伙伴耍自豪:我有个姐姐在城里读书!

所以褚一斌从小没有那么多沉重的思想负担,尽管社会动乱,但于小孩子而言,倒是正好偷得一点大人忙不过来管自己的空隙时间和空间,小伙伴们可以尽情玩耍。褚一斌在戛洒的时光就是在玩闹和嬉戏中度过的。

褚映群回到家,褚一斌叫姐姐给自己辅导一下功课,两姐弟在河边坐下复习。褚映群考了几个问题,褚一斌答不上来。姐姐一着急,用书拍了弟弟的头几下:"怎么这么笨!"褚一斌很沮丧,再也不敢叫姐姐辅导了。

家里对新平最有故乡情谊的是褚一斌,他在新平出生,家里的生活开始趋向平静。父亲、母亲、姐姐都从动荡中来到新平,心里都带着伤痕,唯独他没有。

一家人就这么在新平过着波澜不兴的生活,快乐有时烦恼有时。在马静芬看来,褚时健更多在忙厂里的集体生活,家庭生活完全忽略了,而且褚时健回家连话都很少说,让她很生气。女儿越来越大,而且从小就懂事,她很少操心;但儿子的成长她觉得褚时健作为父亲应该多花心思,可褚时健显然没有。让她耿耿于怀的一个画面是,大热天的时候,厂里的男人们都会带着儿子到河边洗澡,褚时健自己也经常这样去凉快凉快,但很少叫上褚一斌。褚一斌大点自己能跟了,常吵着要跟父亲,褚时健也带着儿子,但带的方式很让马静芬不满:从家里拿了一块毛巾、一块肥皂,毛巾往肩上一搭:"小弟,走!"儿子赶紧光着脚就跟去了,褚时健也不看儿子,自顾自大步流星往河边走,褚一斌就在后面一溜烟跟着跑。"我看儿子掉沟里冲走了他都不知道!"马静芬很生气。

"文革"10年,褚时健越发养成了沉默不善表达的性格,对家人更是如此。工作的繁忙、对时局的疑惑、做人做事时的如履薄冰,让他越来越收起自己外向的一面。马静芬似乎也越来越不懂自己的丈夫,在这个妻子的眼里,她觉得褚时健对家庭、对自己越来越冷漠了。这让她难过不已,有时甚至有些愤怒。和褚时健一样,马静芬在新平的十几年,几乎耗尽了青春能量,她的健康受到了极大损伤,病痛不断。从当年的照片来看,她的容貌大为苍老,身体更加瘦弱。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自己看些中医书籍,学着为自己治疗和调养。

纸厂

褚时健的心思的确有一大半都放在了工作上,他说:"我闲不来,一个问题解决了,马上就会想到另一个问题。"所以,在解决了榨糖高能耗、低产出的问题,改进了烤酒工艺、增加了出酒量之后,他又开始研究起了糖厂的另一项副业----造纸。

褚一斌

女儿褚映群三四岁就跟着爸爸妈妈到处搬家,到新平上小学后,课余又得帮着妈妈带弟弟。像那个年代大部分伴随苦难长大的小孩一样,褚映群从小就学会了隐忍。马静芬记得很清楚,褚映群中学是在新平县城念的。平时女儿自己住校,周末偶尔回家,生活费每次回家拿。有次褚映群的零花钱没了,正好褚时健去县城开会,顺便到学校看她,她却一直不敢开口问父亲要钱。皮肤黝黑的褚时健在儿女心目成了一个彻底的"黑脸"父亲。

戛洒的纸厂从1958年就开始用甘蔗渣造纸,只不过当时用的是一台日生产量为两吨的老机器,只能生产出那种黄黄的、手感粗糙、混杂原料纤维的低档纸,也就是当年大家俗称的"草纸"。糖厂合并进来后,一直没做任何革新,老机器每天就这么吱吱呀呀转一转。草纸也能换一些收入,大家也就这么得过且过了。

很多时候,褚时健都是一个温和的人。对工人对家人很少有严厉呵斥的时候,但偶尔,他也会流露内心的一些不满。在儿子褚一斌大概七八岁的一天,家里让褚一斌去食堂买一份菜,5角钱一大瓢的汤菜,因为比外面便宜太多,工人们都不爱自己做饭,全都排着长队来买。不知怎么回事,工厂革委会的一个委员给了正排队的褚一斌一个大耳光。小孩子太小,哭着回了家,褚时健听了,生了气,一个大人,还是革委会的人,居然能动手打一个小孩!他伸手把褚一斌往外推:"去!你给我揍他去!"褚一斌还在哭,小孩子太小,本来就挨了一巴掌,看见父亲发这么大火,更害怕,不敢去。褚时健抬手又给了褚一斌一巴掌:"哭什么哭!你找他!我在这里,他敢再不讲道理我找他!"褚一斌不知道,褚时健不仅是生气一个大人不分青红皂白对小孩动手,更是心里早就对革委会的人不事生产、只会斗争的做法憋了一口气。不过那时褚一斌太小,并不明白父亲的想法。

褚时健心里琢磨着改造纸厂时,已经是70年代了。十几年的经营,纸厂毫无进展,他知道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在这个岗位上。糖厂的工人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他把所有人想了一遍,都没找到合适的,最后,他想到了马静芬:她有文化,脑子也好使,干得了这个。他回家和妻子谈:"你要不要到纸厂试一试?那边缺人。"马静芬教了将近20年的书,其实很有些舍不得老师这个职业,但丈夫提这个要求意味着是肯定自己,这一点是马静芬很少感受到的。她觉得褚时健很不在意女人的能量,所以她想逞逞强:"你不怕人家说你自私把家属调进来?"褚时健一点不认为妻子有开玩笑的成分,很严肃地回答:"所以你要做好,事情做好了谁都说不出什么。"1971年,马静芬从小学调进纸厂,负责检验和化验。

尽管看上去平静,但褚时健内心是厌烦的。在这种夹缝中求得安静的生活当然有窃喜,但远非他对生活的正常理解。斗争、无休无止的斗争,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事实证明,马静芬的确是个合适的人选。尽管两人在生活上时不时还有点小摩擦,但在工作中却是一对默契的好搭档。褚时健的思路很清晰,提高技术、把关产品质量,不好的东西不要拿出厂。

慢慢地,晚上的夜会也不用褚时健参加了。

几个月后,纸厂拿出了新产品,纸样送到省轻工厅。轻工厅的人根本不信是他们生产出来的,说:"你们那种烂机器可以做这种纸?是不是拿别人的产品冒充的?"褚时健说:"是我们生产的,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但这纸样质量太好了,不仅分管的技术干部不相信他们能造得出来,连厅里的领导也不信。果不其然,不久省轻工厅就派来了一位副厅长到厂里视察工作。当他亲眼看到纸从那台旧机器上拉下来,信了。"这是奇迹。"领导说。

看似平静的生活

因为生产抓得稳定,职工生活又滋润得超出想象,褚时健在"文革"那样斗争激烈的年代竟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宁,尽管炮派和八派在争权夺利中都希望副厂长褚时健出来站个队,声明一下他支持哪一方,但褚时健从来都保持不言不语。他摆实了一个态度:你们斗你们的,我只管生产,什么都不要来找我。因为这样,两派的人在争斗过程中,还是难免要给褚时健写写大字报,把"摘帽右派"分子拉出来骂一骂。但是,也就仅限于此,等到斗争暂停,其中一派上了台,一般都会找褚时健聊聊,或者传话过来:"我们写大字报完全是出于无奈......""我们前面闹革命,褚副厂长还是需要在后面抓生产......"

1972年,糖厂正式建立了纸厂,纸品成了糖厂的另一项重要产品,糖厂的效益越发进入佳境。